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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汉魏六朝人物品题|文史知识

文史知识2020-03-23 11:21:46


汉魏六朝人物品题




人物品题,即人才评价,也称之为“臧否人物”,是汉魏六朝士族社会最重要的文化风尚之一,其本质是通过对人才的舆论,掌控选举的话语权,确立士族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文化风尚的盛衰,与汉魏六朝士族社会的发展一致:兴起于汉末,发展于曹魏,鼎盛于两晋,衰落于南朝;品题人才的标准,也随士族社会主流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即本文以下四个小标题:汉末清议,尚“德行”;曹魏初霸,辨“形名”;两晋玄风,重“神韵”;南朝衰落,好“文采”。


一   汉末清议,尚“德行”


魏晋人物品题产生于东汉后期盛行的“清议”活动。所谓清议,本意是指民间自发形成的对某人道德品行与经学水平的评价,表现为民间传唱的反映民情的歌谣,即所谓“风谣”。这种风谣多为韵语,读来琅琅上口,通过传唱不胫而走,穿透力强、影响面大,表达了民心所向,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舆论形式之一。


清议兴起于东汉,与这一时期的选官方式有关——选拔遵守儒家道德而获得名声的人物入仕。因为政府选官的标准是道德操行与经学水平,所以东汉清议中的人物评语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例如道德方面的评语有:“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冯衍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又如在经学方面的评语有:“五经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


既然出名与升官发财密切相联,于是在仕途这根无形魔杖的指挥下,出现了求名的狂潮。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经难以出名,欺世盗名之徒于是纷纷大修“异操”,做出些不近情理的举动以获得声名。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馀财物追送强盗而成“义士”,有人在母亲墓道中服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儿子而成“孝子”。当伪名士毕竟太费周折,不如以权势疏通或金钱交易更简捷。在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背景下,选官黑暗,贿赂公行。正如汉末民谣所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面对政治的腐败,新兴的士族社会自觉地组织起来,运用传统的清议为武器,向宦官与外戚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发起了一场猛烈的舆论战,涌现出一批人才学权威,如李膺、郭泰等。士人一经他们肯定,就会名声大振,其中最著名的是汝南的“月旦评”:许劭与许靖兄弟每月的第一天公开品题汝南地方士人:“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名声未显时,曾携厚礼求许劭给他下个评语,许劭看不起曹操,开始不肯品题,后来在曹操的威胁下,不得已给曹操下了评语,留下了多个版本,其中之一为:“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


汉末清议运动很快演化为直接的政治冲突,清流官员与太学生领袖结合起来,官员们在朝中发难,太学生舆论支持,通过“风谣品题”,热情歌颂清流:“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书·党锢传·序》)  “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汉书·荀淑传》)“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后汉书·陈蕃传》)激烈攻击恶势力,称当权宦官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四人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后汉书·宦者传·单超传》)。皇权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在宦官的推动下,对清流进行了残酷镇压,连续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逮捕、屠杀了大量“党人”。党锢之祸的发生,扼杀了东汉自我更新的最后一线希望。黄巾大起义给了这个腐朽王朝致命一击,貌似庞大的东汉帝国瞬间崩溃,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

               

二   曹魏初霸,辨“形名”


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起用有军事政治才干的人,才能在角逐中取胜。曹操连续三次发出求贤令,不再以德取士,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抛弃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以黄老道家“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制宜”。其中黄老形名学,在汉魏之际复兴,成为显学。《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所谓名理,指“辨名析理”,即运用形名学方法对人才与制度进行辨析,强调名实相符。


汉末清议运动是士族社会与皇权争夺选官话语权的活动。尽管曹操本人曾与汉末清议领袖打得火热,拜访汝南月旦评主角许劭,但是当他一旦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则必然有了皇帝的立场,自然要控制官员的选举权,反对士人的自由清议活动,称之为“浮华”“朋党”。早在建安十年(205),曹操就发了一道破朋党的法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三国志·武帝纪》)曹氏父子在实践中也搞了几个镇压“浮华朋党”的大案。例如:清议领袖边让“妄议”曹操,被灭门。孔融与曹操唱对台戏,于建安十年掉了脑袋。魏讽、曹伟,也因为同一性质的问题而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控制民间“清议”,曹魏延康元年(220)开始,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将原来民间自发的人才舆论,改由政府官员“中正”掌握。三国时期的孙吴王朝也效法曹魏,建立了类似“中正”的官职,叫“大公平”。无论曹魏的“中正”还是孙吴的“大公平”,都需要公认的人才标准与鉴定方法,当时公认的方法,就是所谓“形名学”,通过辨析人才的“形”(体貌、言谈、行为),了解人才的“实”(本质特点),最后确定其名号(下定语)。三国是中国古代人才学著述最多的时期,而且这些人才学著作被归为“名家”。例如,《隋书·经籍志》将《人物志》归为“名家”类:

 


《人物志》三卷刘劭撰。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  



上述引文中有姓名的作者共三人,均为三国时期人,并有选官工作的实践经验。曹丕作为帝王,选才是其最重要职责,上台伊始便开始了选举制度改革,推行九品中正制,并撰写了《士操》;卢毓在魏明帝青龙至景初时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举,故著《九州人士论》;刘劭在朝中长期参与重要官员任免的讨论,受明帝委托,起草了中国古代第一部选官考官的法规《都官考课》,其创作《人物志》的动机,应当与配合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关;姚信是孙吴王朝官员,曾任“吴选曹尚书”,著《士纬新书》。


除上述书目外,其他史籍中亦多见探讨人才问题的著论,如孔融的《圣人优劣论》《汝颍优劣论》,陈群的《汝颍人物论》,任嘏的《道论》等,都是当世名论。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蒋济曾写了通过眼睛鉴别人才的文章:“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当时最有名的人才学著作,是钟会的《四本论》。围绕“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在傅嘏、钟会、王广、李丰四人之间发生过辩论,事后钟会将四种不同观点整理成书。


上述人才研究的论著已在历代战火中化为灰烬,唯独刘劭《人物志》一书,奇迹般完整地保存至今,为我们窥知当时人才学的研究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该书论述了各类人才在生理素质、气质性格和政治才能方面的差异,以及适宜从事的职业;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形貌神态、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鉴别人才,并对鉴别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十二篇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理论体系。目录见下: 

《人物志》中上述十二篇文章,围绕一个共同的学术主题旋转——“主德”与“偏才”的关系,即帝王(主德)如何将不同性格与能力的官员(各种偏才)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帝国的核心领导机构。这是黄老道家“因循”政治思想的人才版。其中关于“主德”的描述,是以儒家的“中和”思想解释道家的“无名”,“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人物志·九征》),“中庸之德,其质无名”(《人物志·体别》),与王弼关于圣人人格(理想君主)的描述基本一致。学界认为,该书反映了汉魏之际儒道融合的历史趋势,预示着魏晋玄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三  两晋玄风,重“神韵”


“浮华交会”的清议,是士族社会争夺选官话语权的活动,曹氏父子的屠杀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它。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为代表的新一代士人云集于京师洛阳,结成了被称为“四聪八达”的团体,运用人物品评,表达他们新的玄学人才价值观: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何晏品评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系辞上》,原文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晏大意是说: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司马师明察时机,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则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何晏品评人物的显著特征是注意人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以悟“道”的水平为人才高低的标准,而不甚注重外在形迹及具体事功。据何劭《荀粲传》记载,荀粲对夏侯玄和傅嘏说:“你们二人的功名一定胜过我,但是‘识’(智慧)却低于我。”傅嘏不服,反驳道:“能成就功名的,就是智慧,您的说法是本末倒置。”荀粲也反驳道:功名有局限,是人类社会对事功的评价;而“识”既能获得社会成功,又能超越社会局限,探知宇宙的终极真理。因此,“识”最伟大。何晏、荀粲等人的清议活动,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不安。老官僚司徒董昭上书要求予以制裁,魏明帝迅速作出反应,于太和六年(232)下诏严办“浮华”案,将他们免官禁锢。


魏明帝逝世后的曹魏正始元年(240),在顾命大臣曹爽的扶植下,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浮华”分子东山再起,控制了朝政,被后人称为“正始名士”。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玄学革命,重新解释了《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将中国文化引入魏晋玄学的新时代。尽管司马懿政变使正始玄学受到了重创,但是士族社会及其玄学思想是不可阻挡的。经过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的推动,玄学思潮自西晋元康时期开始进入鼎盛,直到东晋末年,一直是社会主流思想,领了百年风骚。在皇权衰弱、士族名士掌握政治实权的时代,玄学崇尚“自然”与“神韵”的价值取向,成为两晋人物品评的思想基调。


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试图由中央政府掌控人物品评舆论。但事与愿违。两晋时期,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力量的壮大,各级中正均由士族名士兼任,这个制度成为士族控制选官的工具。尽管士族凭借门第可获得仕进的特权,但能否身居要职,仍取决于本人的才干。对其中优秀分子的遴选,仍需要清议的介入。中正对人才特点的点评——“状”,就来自士族阶层的清议。因此人物品题在两晋社会达到了鼎盛,是最重要的文化风尚之一。《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物品评盛况,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两晋人物品题活动中对某人所下的评语,叫作“题目”。余嘉锡认为:“凡题目人者,必亲见其人,挹其风流,听其言论,观其气宇,察其度量,然后为之品题。其言多用比兴之体,以极其形容。”从现存的大量题目看,句子都不长,短小精悍,与中正所下的“状”比较相似。例如,中正王济为孙楚所写的状为:“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下面略举《世说新语·赏誉》篇中的几条以证明之: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上文的“目”,给某人才性特点下评语,即品题过程。上文评语中的“清”“璞”“浑”“道”等词语,都是玄学家推崇的哲学术语。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两晋时期人才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说汉末重德行,曹魏重事功的话,两晋则明显忽略德行与事功,而注重内在的精神境界。例如王承与卫玠,既无政绩,又无著述,且渡江南下后不久便病亡,对东晋王朝建立无任何贡献,却被东晋清议尊为最杰出的人才:“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晋书·卫玠传》)


如何鉴别人物内在精神的高下呢?通过分析《世说新语》《晋书》中的典型案例,结合人才学著作《人物志》的理论,可以将两晋时期的人才鉴别方法,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观察体征,即“看相”。但这种看相不是看命运,而是看性格、才能与思想境界。《人物志·九征篇》提出了要从神(眼神)、精(精气)、筋(肌腱与静脉)、骨(骨骼)、气(内气)、色(脸色)、仪(体态)、容(表情)、言(音色)九种体表特征,了解人的生理禀赋及其才能。这种方法在两晋时期的文献中处处可见。下面的案例,均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裴楷称王戎目光炯炯有神,如同闪电:“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王羲之赞誉杜乂肌肤洁白温润如凝结的脂肪,眼睛又黑又亮像神仙一样:“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刘惔目测桓温,从其鬓毛如“反猬皮”、眉毛如“紫石棱”,断定其属于孙权、司马懿一类人物:“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2.通过谈话,尤其是清谈玄理的水平鉴定人才。谈话是《人物志》中最重要的人才鉴别方法,如其《接识篇》的内容,是通过德、法、术三种主题谈话,了解对方是否具有思想工作能力、立法执法能力与战略决策能力。两晋名士最喜好的活动是清谈思辩,观察重点是学术水平与精神境界。许多著名人物就是通过清谈脱颖而出的。从西晋元康名士王衍、乐广,到东晋永和名士殷浩、刘惔,都是通过清谈大获成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以下的“三语掾”与“口若悬河”,是典型案例。


《晋书·阮瞻传》载:清谈炽热的西晋元康时期,司徒王戎向前来拜访的青年名士阮瞻提出了一个玄学问题:“儒家重视纲常名教,而道家崇尚个性自由,两家学说的主旨有何异同?”阮瞻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王戎听了非常激动,感叹不已,立刻破格辟阮瞻为司徒掾:“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元康某年,王衍为庆贺其四女儿与裴遐结婚,邀请了大量的玄学名士,在洛水边举办了一场学术清谈。“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平民子弟郭象参加了清谈,挑战裴遐,显示了极高的辩才与理论水平。王衍对郭象极为赏识,予以高度评价:“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王衍不仅是西晋元康时期贵“无”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品题权威。“太尉王夷甫,一世龙门。”得到了王衍的品评,郭象从此走上了仕途,飞黄腾达。


3.从行为方面考查人物,这是传统的识人之道。两晋时期思想界对人行为的观察,重心不是政治能力,而是人格特点与精神境界。玄学理论崇尚人性“自然”,但这并非最高境界,达到“忘情”“忘我”之境,才是最理想的人格。《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谢安未出山之前,曾和孙绰、王羲之等名流一起乘船泛海游玩。忽然风起浪涌,孙、王等人吓得变了脸色,要求返航,而谢安却兴趣正浓,吟诗长啸,十分得意。船长不愿扫谢安的兴,所以拒绝了返航的要求。不一会,风转急而波浪更猛,孙、王等人都“喧动不坐”,这时,谢安才拖着长音慢慢说:“如此,将无归!”(“这样,就回去吧!”)自这件事后,大家都一致认定,谢安具有“镇安朝野”的宰相气量。从《世说新语·雅量》的案例看,能否达到忘我之境,是人才高下最后的分野,略举其中三例。


其一,祖约喜饮财物,阮孚喜欢木屐,是两人的自然之性所至,不知谁高谁低。某日祖约在料理财物,忽然有客人到,祖约慌忙用身体挡住没有数完的财物,神色慌张。有人拜访阮孚,阮孚正在制造木屐,他看到客人来了,继续手中的工作,神色平静地感叹:“生命短暂,不知一生能做多少木屐。”由于阮孚不为外物所累,“于是胜负始分”。


其二,王徽之和王献之两兄弟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顶突然起火,王徽之连木屐也顾不及穿上,赤脚逃出。王献之则神色安然,按士族走路须人搀扶的习惯,用缓慢平静的语调唤来仆人,为他穿上木屐,扶着他慢慢走出去。“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其三,桓温准备篡夺皇位,打算除掉谢安和王坦之两个重要障碍,他在朝中举行宴会,暗中埋伏刀斧手。面对充满杀机的宴会厅,王坦之的恐惧心情完全表露在脸上,倒拿着手版,汗水湿透了衣服;谢安则朗诵着嵇康的诗,从容不迫地前行。“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四   南朝衰落,好“文采”


淝水之战后,士族社会与东晋王朝一同走向了衰落。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写道:“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他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末代皇朝特征。”从表面上看,玄学的文化风尚在东晋后期士族名士身上延续,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是玄学文化中的糟粕——酗酒、服散、裸裎、空谈而不理政务。人物品题仍在继续,而标准更为荒诞。王恭如此为“名士”下定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来自北方前秦的苻朗,因仰慕南方的玄学文化而投奔他向往的文明社会,现实却使其大失所望。他崇尚的那个清谈哲理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官员们所关心的,不是哲学与政治,而是南方的美食。他的“弃暗投明”之举,无异于灯蛾扑火。


晋末宋初,随着士族社会的衰落与武人(中下层士族)和寒门势力的崛起,皇权复兴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镇压反对派的争斗中,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使高门士族受到了重创,开启了皇帝意志主导选举规则的时代,士族社会没有能力继续控制选举话语权了。刘宋皇室没有高门士族清谈哲理的思辩能力,而是通过诗赋文章与士大夫交游;腐朽的士族社会已经向新的皇权屈服,亦通过文章博取皇帝与宗王的欢心,于是开启了以文取士的新风尚。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在南朝继续发展,成为皇族、士族与寒人都能接受的新准则。因此文采成为南朝衡量才能的标准,士人通过撰写诗赋文章获取声望、步入仕途,风靡汉魏两晋的人物品题风尚迅速衰落。


北朝在汉化过程中吸收了南朝文化,故重文风尚随之北上。孝文帝好辞章,上行下效,重文之风渗透到北魏的官场和士林之内。经过周隋时期的发展,重文风尚成为隋唐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思想文化基础。当然,对人才的评价,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但是作为一代文化风尚的人物品题,在南北朝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11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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