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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豪:《汉书新证》版本述略

学衡2019-01-10 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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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新證》版本述略

                                             

陈文豪



作者簡介陳文豪先生,系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原所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上古秦漢學會秘書長,簡牘學會理事,《先秦兩漢學報》編輯委員(輔仁大學主辦),《硓咕石》季刊編輯顧問(澎湖縣文化局),《周秦漢唐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周秦漢唐文化研究中心)編輯委員,《白沙歷史地理學報》主編。主要研究方向有秦漢史、簡帛學及簡帛學史、湖湖史事及文獻、中國歷史地理文獻及城市史等。撰有《〈漢書新證〉征引新史料與史學研究舉隅》、《〈漢書新證〉版本述略》、《秦漢簡牘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二十世紀出土秦漢簡帛概述》等文。

内容簡介:陳直教授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漢書》研究、秦漢經濟史及相關人民史研究、居延漢簡研究、瓦當及陶文研究等四方面。《漢書新證》是陳教授研究《漢書》的代表作。目前所見《漢書新證》版本有三,分別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出版、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8月初版及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者。鼎文版係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為底本翻印,故嚴格論之,《漢書新證》的版本只有二種。本文討論的重點為,為何只有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不見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其次就二種版本的基本結構、條目增刪、條目解釋、徵引史料的類別逐一加一論述,期使讀《漢書新證》者有所參考。

 

《漢書新證》書封


壹、前言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與《史記》齊名,為中國史學的代表作之一。《漢書》敘事,雖「文贍而事詳」,[1]但古字甚多,文義深奧,時人多未能通,致一代通儒如馬融者,亦祗得伏於閣下,從班昭受讀。[2]於是在它行世不及百年,就有荀悅、服虔、應劭等人為之作注。[3]迄今,近兩千年來,研究《漢書》的相關著作,也有數百部,論者認為其中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標點本,是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代表《漢書》研究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4]其意,係將標點本《漢書》視為民國以來《漢書》研究的重大成果。[5]這種說法有待商榷。


歷代對《史記》與《漢書》的研究,有重班輕馬的情形,[6]但民國以降,情形相反,《漢書》研究不若《史記》研究的鼎盛,[7]不過仍有許多值得稱道的著作出現。例如:楊樹達的《漢書窺管》,[8]施之勉撰《漢書辨證》,[9]陳直著《漢書新證》,吳福助所寫的《史漢關係》與《漢書採錄西漢文章探討》等書。[10]同時,標點本《漢書》係以王先謙《漢書補注》為底本(只收顏注,不收《補注》),再參照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及同治金陵書局本進行點校,[11]除標點斷句外,僅作簡單的校勘,不似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是綜合諸家研究成果而成者。故標點本《漢書》的梓行問世,雖「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部較為理想的讀本和研究參考」書,[12]仍談不上是研究,不足以作為民國以來的《漢書》研究重大成果。所以有學者指出:關於《漢書》的註釋和評論有三次集大成的工作,即顏師古《注》、凌稚隆《漢書評林》、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標點本,是現行最好的《漢書》讀本。[13]


由前述可知,民國以來《漢書》研究雖無法與《史記》研究相提並論,仍有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出現,不過這些著作,多數仍以匯集傳統文獻記載,綜合諸家研究成果為主,致有被指為「揀拾剩義」者。[14]但是,陳直所撰《漢書新證》,卻獨具心裁,順應時代學術風氣,採用傳統文獻、綜合諸家所長外,更徵引大量新史料為證,因此,在民國以來的《漢書》研究中,別樹一幟,值得我們注意與探討。

 

貳、陳直與《漢書新證》


陳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進製,號摹廬,江蘇東臺人。曾考取清華研究院,因家貧未能就學,是一位苦學成功的學者。年輕時雖做過學徒、家庭教師、縣志編輯、義學教師等,但始終堅持學術研究而不輟,除參加丁福保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的撰寫與研究工作外,並完成了多種著作。[15]


陳直的著作,在1949年前出版者,屬早期作品,主要有《史漢問答》二卷、《楚辭大義述》、《楚辭拾遺》一卷、《漢晉木簡考略》、《漢封泥考略》、《列國印制》、《周秦諸子述略》、《摹廬金石錄》及未刊稿數種,其中《楚辭拾遺》被大東書局編入《楚辭四種》,與洪興祖、戴震等著名學者著作並列,是研究《楚辭》必讀的著作。[16]一九四九年後出版者為後期作品,總名為《摹廬叢書》,約有三百萬字左右,是我們研究陳直治學精神與學術思想的主要依據,其內容分別為:


《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由〈西漢屯戍研究〉、〈關於兩漢的手工業〉、〈鹽鐵及其它採礦〉、〈關於兩漢的徒〉、〈漢代米穀價及內郡邊郡物價情況〉等五篇文章組成。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重排再版時,加入〈兩漢工人的類別〉一篇。


《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出版;197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8月,據1959年版翻印,將之與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合刊,稱之為《周陳二氏漢書補證合刊》;


《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九月,初版。


《三輔黃圖校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摹廬叢著七種》,齊魯書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七種的內容為:《讀子日札》、《鹽鐵論解要》、《敦煌漢簡釋文平議》、《秦漢瓦當概述》、《關中秦漢陶錄提要》、《顏氏家訓注補正》、《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


《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包括〈居延漢簡綜論〉、〈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繫年〉五部分。


《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為論文集,收錄文章六十餘篇。


《關中秦漢陶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主要內容有:《關中秦漢陶錄》、《關中秦漢陶錄補編》、《雲紋瓦圖錄》、《摹廬藏瓦》。


從前述著作內容分析,陳直一生的學術研究,主要表現在《漢書》研究、秦漢經濟史(主要是產業史)及相關人民史研究、居延漢簡研究、瓦當及陶文研究等四方面。[17]其中以《漢書》研究致力最早、成就最值得重視。


陳直受家學影響,自十三歲起,即系統研讀《漢書》,以後每二年必通讀一次,為《漢書》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故在二十四歲時就寫成《史漢問答》二卷。[18]但做為《漢書》研究的代表作,卻是在1959年出版的《漢書新證》。

《漢書新證》「以本文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19]出土古物係指大量引用的簡牘、銅器、漆器、瓦當、璽印、石刻、封泥、貨泉、磚文等材料、故居延漢簡研究、瓦當及陶文研究為《漢書》研究開拓新領域奠定基礎,這種研究方法得到學者的推崇與讚許。程千凡嘗云:


西北大學的陳直先生是一個典範,《史記》、《漢書》前人的考據注釋研究夠細了,而陳直卻把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綜合研究,拓展領域取得顯著成果,難能可貴啊![20]


楊家駱也指出:


陳直就漢簡及出土之漢印瓦當碑版等撰《漢書新證》,為前人致力所未及。法官審判,首重物證,次及人證,治史何嘗不然。直書猶羅列物證人證(漢簡所載,即其時人證),自謂「使考古為歷史注腳,既非為考古而考古,[21]亦非單獨停滯於文獻方面,」宜其突過前修,為《漢書》信注,足與壽昌之並傳也。[22]


楊氏不僅推許《漢書新證》引用新史料證史的成就,更將之與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相提並論,說明《漢書新證》在《漢書》學研究史上具有不凡的學術價值。[***1] [23]


參、《漢書新證》的版本


目前所知《漢書新證》的版本有三:


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本。(以下簡稱「五九年本」)


本書編寫經過,見於〈自序〉,其言:


我於一九四○年,來客西安,見漢城出土,有「鐘官錢丞」、「鐘官火丞」、「宜秋左弋」等封泥,知漢書百官表語焉不詳。日積月累,中心藏之,有十餘年。…此書自本年(按:係指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起,開始寫稿,至九月十八日完成,十九日開始鈔稿,至十月二十八日完成。以後從事於標點及校對工作,至十一月四日,(農曆九月十三日。)全部完成。前後共計費時九十六日。


陳氏能於九十六日間完一部129,000字著作,[24]實得力其家學及平日研習所得。按陳氏於八歲起嘗從其尊翁讀史漢二書,奠定研究《漢書》基礎,並有《史漢問答》一書問世。[25]故其所言「日積月累,中心所藏,有十餘年」,洵不虛也。而加速其用心於是書之創作者,西安漢城遍地可見之秦漢故物,當亦為動力之一。


《漢書新證》初雖於1957年11月完稿,但正式出版則為1959年9月,距初稿完成時日已有兩年,這是《漢書新證》的第一個版本,共印1,600本。[26]


二、  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8月初版本(以下簡稱「鼎文本」)


《漢書新證》出版後,雖談不上「洛陽紙貴」,但獲得學術界廣泛注意,楊家駱教授為臺北鼎文書局主編「中國學術類編」,即將之與周壽昌所著《漢書注校補》合刊,稱之為《周陳二氏漢書補證合刊》,於1977年8月出版,這是《漢書新證》的第二個版本。


楊氏在〈周陳二氏漢書補證合刊識語〉中指出:


陳直就漢簡及出土之漢印瓦當碑版等撰《漢書新證》,為前人致力所未及。法官審判,首重物證,次及人證,治史何嘗不然。直書猶羅列物證人證(漢簡所載,即其時人證),自謂「使考古為歷史注腳,既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停滯於文獻方面,」宜其突過前修,為《漢書》信注,足與壽昌之並傳也。[27]


楊氏在上述識語中,除推崇《漢書新證》引用新史料證史的成就外,並將之《漢書注校補》相提並論,並合刊之,雖謙稱「其意在彌補先謙之失誤也」。[28]實則「獨具慧眼」,按《漢書新證》的撰寫,陳氏雖自云:「其體例完全仿楊氏窺管,其內容有時仿松之三國志注,有時仿錢大昭漢書辨疑。」[29]但取法於《漢書注校補》者甚眾,尤其在〈百官表公卿表〉部分,可說是在《漢書注校補》的基礎上增益而成,將其合刊有利學者相互比勘參考。[30]


雖然楊氏將《漢書新證》及《漢書注校補》合刊,構成一個新的版本,不過就《漢書新證》而言,「鼎文本」並不是陳氏另行撰寫的新本,而是以「五九年本」為底本,刪去一些不合當時臺灣政治環境的字眼後影印而成,[31]故嚴格說「鼎文本」即為「五九年本」,因此在下文比較《漢書新證》版本問題時,將不採用「鼎文本」。於此介紹「鼎文本」,旨在讓多數讀者了解《漢書新證》的學術價值及提供將來研究《漢書新證》版本者參考。


三、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增訂本(以下簡稱「增訂本」)[32]


儘管《漢書新證》出版後佳評不少,唯作者並不自滿,於1959年參與標點《漢書》之便,將《漢書》泛覽之後,隨手摘錄資料,開始有撰寫《續證》計畫,在該年暑假動筆,經半年完成《續證》二卷。後因認為新續二證,各自為書,不便學者參考利用,於1960年10月,合前後兩編,再加訂補,彙為一書,即現今讀者所見到的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的增訂本。[33]


由於筆者目前擁有的增訂版本,是197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印數為1,711─23,210。因此是否有第2版第1次印刷的情形值得探討。第2版是相對於1959年10月的第1版,是可理解的,但就第2版第2次印刷而言,當有第2版第1次印刷,那麼第2版第1次印刷是在何時印行的?周天游在〈陳直與秦漢磚陶研究〉一文註二的說明,亦僅指出《漢書新證》增訂本,係1979年3月出版,[34]並未註明是第2版第1次印刷或是第2版第2次印刷。周氏係陳直的學生,並曾參與陳直遺著整理出版工作,這個問題若能由其說明,可解決我們的疑惑,經筆者向周氏請教結果,增訂本只出版1刷,所謂第2次印刷是一種錯誤的說法。[35]周氏的說明雖可供我們參考,不過仍有疑問未解決,即印數的問題,「五九年本」的印數為1─1,600本,「增訂本」的印數是1,711─2,3210,如果說「增訂本」的印數是接續「五九年本」的編號而編的話,中間有111本的誤差。因此筆者懷疑,「增訂本」或應有第2版第1次印刷的本子,其印數為1─1,710,但這個推論和前引周天游所指出的《漢書新證》增訂本於1979年3月出版的說法互相矛盾,而且一本書在一個月印了兩刷,印數高達2,3210本也不符合一般出版常規,故只能存疑。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期待將來能有1979年第2版第1次印刷的版本出現。


據大陸出版品的常規,第2版通常是指某一本書的作者曾就該書的第1版作過內容的增訂;若是作者未就內容作過增訂,再次出版時往往只稱某書的第1版第Ⅹ次印刷。因此,《漢書新證》的版本問題,在增訂本方面,雖有第1次印刷及第2次印刷的爭論,現在一時也未能獲得圓滿的答案,不過依上述常規來判斷,即使有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其內容應是和第2版第2次印刷一致,因此下文筆者所做的《漢書新證》版本的比較,係據「五九年本」及1999年3月的第2版第2次印刷的「增訂本」,為免讀者提出為何不據第2版第1次印刷本進行討論的質疑,故於此先將第2版第1次印刷及第2版第2次印刷等相關問題加以說明。


肆、《漢書新證》兩版本的比較


陳直在「增訂本」〈自序〉中對《漢書新證》兩版本的關係,僅就撰寫續證,及將新續二證彙為一書的經過略加說明,至於二者之間有何差異,並未述及。因此在研究《漢書新證》版本時,需將其釐清。於此將就二者的基本結構、條目增刪、條目解釋、徵引史料及「增訂本」缺失等五個方向加以比較討論。


一、  基本結構


在基本結構方面,「五九年本」將全書分成二卷,本紀及表部分為卷一,志及列傳為卷二;標題依《漢書》原篇名排列,在每篇名下再括號注明漢書卷幾,如:「高帝紀第一上    (漢書卷一)」。「增訂本」則不再分卷,同時取消用括號及漢書卷幾的標注。


二、  條目增刪


在條目增減方面,「五九年本」原有條目在「增訂本」中被刪除者很少,但「增訂本」條目較「五九年本」大幅增加,比例驚人。茲為便於討論,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先將條目增減情形表列於後。

  


五九年本條目

增訂本條目

增加條目

刪去條目

高帝紀第一上

6

28

22


高帝紀第一下

8

16

8


惠帝第二

4

9

5


高后紀第三

3

5

2


文紀第四

4

16

12


景紀第五

1

9

8


武紀第六

2

40

38


昭紀第七

1

11

10


宣紀第八

8

17

9


元紀第九

3

8

5


成紀第十

2

7

6

1

哀紀第十一

0

6

6


平紀第十二

4

9

5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0

3

3


諸侯王表第二

2

8

6


王子侯表第三上

4

14

10


王子侯表第三下

2

5

3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13

42

29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五

4

16

12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6

9

3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48

49

1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10

29

19


古今人表第八

1

5

4


律曆志第一上

0

8

8


律曆志第一下

0

1

1


禮樂志第二

3

22

19


刑法志第三

3

6

3


食貨志第四上

4

10

6


食貨志第四下

15

32

17


郊祀志第五上

0

9

9


郊祀志第五下

0

10

10


天文志第六

0

5

5


五行志第七上

0

1

1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0

5

5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0

1

1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0

3

3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0

1

1


地理志第八上

35

98

63


地理志第八下

8

42

34


溝洫志第九

3

20

17


藝文志第十

17

47

30


陳勝項籍傳第一

6

18

12


張耳陳餘傳第二

0

5

5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3

8

5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1

9

8


荊燕吳傳第五

4

11

7


楚元王傳第六

2

20

18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0

3

3


高五王傳第八

2

5

3


蕭何曹參傳第九

3

7

4


張陳王周傳第十

10

24

15

1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2

12

11

1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1

3

2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5

17

12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2

14

12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5

15

11

1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0

1

1


文三王傳第十七

4

12

8


賈誼傳第十八

0

18

18


爰盎誃錯傳第十九04

3

22

20

1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3

9

6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1

25

24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4

19

15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4

18

14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5

16

11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2

14

12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1

4

3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2

9

7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2

4

2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1

10

9


張湯傳第二十九

7

22

16

1

杜周傳第三十

1

4

3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2

11

9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1

4

3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3

14

11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3

20

17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3

12

9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3

27

24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1

9

8


楊胡朱梅雲傳第三十七

3

8

5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3

21

18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8

22

14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2

6

4


籺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2

5

3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11

24

13


韋賢傳第四十三

0

2

2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1

12

11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1

7

6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7

47

40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2

17

15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1

9

8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1

10

9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0

4

4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0

13

13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0

4

4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0

11

11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2

4

3

1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1

6

5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1

10

9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1

5

4


楊雄傳第五十七下

3

5

2


儒林傳第五十八

0

12

12


循吏傳第五十九

2

9

7


酷吏傳第六十

4

27

23


貨殖傳第六十一

3

20

17


遊俠傳第六十二

4

18

14


佞倖傳第六十三

0

7

7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6

15

9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4

14

10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0

11

11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0

7

7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3

6

3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6

28

22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5

24

19


元后傳第六十八

0

6

6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3

8

5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16

35

19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4

33

29


敘傳第七十上

1

8

7


敘傳第七十下

0

3

3


漢書敘例

0

14

14


合計

437

1714

1284

7


從上表可看出幾種現象:


1.在「五九年本」中,並非《漢書》每一篇卷均有新證條目,有二十八篇卷無任何一條目,此二十八篇卷在「增訂本」中則每卷均有新證條目,少者一條,如〈律曆志第一下〉等;多者如〈賈誼傳〉有十八條,故《漢書》的每一篇卷在「增訂本」中均有新證條目。

2.「五九年本」的每一篇卷條目,在「增訂本」中均有增補,最多的是〈地理志第八上〉,增補了六十三條,最少者增一條,如〈百公卿表第七上〉等。〈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雖加一條,但在內容上並非完全承襲「五九年本」,仍有所訂補,此點在下文中會略為提及,於此不擬贅述。

3.「五九年本」有437個條目,「增訂本」則擴增為1714條,因「增訂本」中刪除「五九年本」原有的7個條目,故「增訂本」中增加的條目,實際為1284條。為使讀者易於比較,茲將此7條目臚列如後:


A.成帝紀第十:

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三頁下

直按:漢代稱亭為亭部,平陵有肥牛亭部,見張禹傳。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見平紀。又桉:居延漢簡釋文卷一、四頁有有木簡略云:「善居男子丘張自言與家買客田居作都亭部。」又黃縣丁氏藏孫成買地卷云:「左駿廄官大奴孫成,從洛陽男子張伯始,買所名有廣德亭部,羅佰田一町,賈錢萬五千。」云云。(「五九年本」頁二二~二三)


B.張陳王周傳第十:(漢書卷四十)

迺封為條侯。二十六頁上

顏師古注: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蓨字,其音同耳。

直按:北朝碑刻,皆寫作蓧字,如高盛碑,高植墓誌皆是也。(「五九年本」頁一四三)


C.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漢書卷四十一)

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十頁下(灌嬰)

直按:漢代邊郡人為騎士,重泉屬左馮翊,並非邊地而作騎士,此秦代制度,與漢代不同之處。(「五九年本」頁一四四)


D.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漢書卷四十五)

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二十一頁下

直按:漢代有大獄在山東者,往往遣御史廷尉就河南治理。如淮南王傳,「元朔五年,雷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治。」與本傳下雒陽治是也。(「五九年本」頁一四八)


E.爰盎誃錯傳第十九(漢書卷四十)

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辭。六頁下(爰盎)

直按:不以親為辭、此爰盎反用聶政及嚴仲子事。(「五九年本」 頁一五一)


F.張湯傳第二十九(漢書卷五十九)

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十一頁上

直按:張氏無名錢,謂官簿上注張氏存錢,記姓不記名也,另用專簿記帳,故曰別藏也。(「五九年本」頁一六一)


G.翟方進傳第五十四(漢書卷八十四)

於是以九月都試。十二頁下


直按:漢官儀云:「郡都尉以每歲八月試材官。」此作九月所不同。(「五九年本」頁一八三)


以上七例為何在「增訂本」被刪除,陳直並未作說明,竊以為陳氏本意或應是認為上述七例解釋有所不妥或有誤,故而將之刪去。例如:例C中有關「騎士」一詞的解釋云:「漢代邊郡人為騎士,重泉屬左馮翊,並非邊地而作騎士,此秦代制度,與漢代不同之處。」認為漢代騎士係來自邊地,即有可商之處。按:《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征和元年「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36]〈循吏傳〉云:黃霸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37]又「敦煌漢簡」2111號簡為「騎士兆□公潁川郡鄢陵邑廣□里□□□」,[38]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潁川郡並非邊郡亦均有騎士,可見漢代騎士並非全係來自邊地,因此三輔、內郡百姓為騎士不是秦代制度,陳氏原釋有誤。


三、  條目解釋


《漢書新證》兩版本條目的比較分析,屬於周邊層次級的討論,欲更深入探討其內容的差異,只有針對其條目解釋內容逐一分析,因受限篇幅,於此將之分成四項,每項舉出一、二例來討論。


1.  所引《漢書》原文及條目解釋均作修改增補者:

《漢書新證》寫作基本格式,係以《漢書》為經,先引出《漢書》本文,然後再就其內容徵引史料進行解釋。關於《漢書》原文及條目解釋均作修改增者,這種類型,於此舉出二個例子。


例一:見〈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五九年本」原為:

成帝元延元年、左馮翊龐真為少府。十六頁下


直按:陶齋吉金錄卷五、二十五頁,有壽成室鼎文云:「元延二年,少府真為內者造。」少府真當即龐真,與表文正合。(頁一○三)

「增訂本」改為:

成帝永始三年,河南(按:「南」字《漢書》原文作「內」字)太守杜陵龐真怮孫為馮翊,三年遷。十六頁上

直按:陶齋吉金錄卷五、二十五頁,有壽成室鼎文云:「元延二年,少府真為內者造。」少府真當即龐真,與表文正合。據本表元延元年,龐真為少府,綏和二年遷為廷尉,又為長信少府。全後漢文卷十四,桓譚新論輯本云:「九江太守龐真,桉縣令高受祭社釐生牛肉二十斤」云云。龐真在內調左馮翊之先,蓋曾官九江、河內二郡太守,本表與新論,互有詳略。(頁一五四)孫


例二:見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五九年本」原為:

黯姊子司馬安。十二頁上(汲黯)

直桉:潘岳閑居賦序作司馬子安,蓋安之字。(頁一五二)

「增訂本」改為:

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十二頁上

直按:御覽卷二百二十八,引漢官曰:「司馬安巧宦,四至九卿。」與本文及潘岳閒居賦序均合。惟潘賦序作司馬子安,或為安之字。殿本宦字作官非也。(頁二九九)


2.  條目解釋僅作文字修飾或改正錯別字者者:

這種類型者,只在文字上作修飾或改正錯別字者,在內容上並沒有改變。


例一:見惠紀第二

「五九年本」原為:

九月辛巳葬安陵。四頁上

直按:惠帝安陵上,出土有「安邑琱柱」瓦當,琱柱即雕柱,未解其義。(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二上。)(頁六)

「增訂本」改為:

九月辛巳葬安陵。四頁下

直按:惠帝安陵上,出土有「安邑琱柱」瓦當,琱柱即雕柱之假借,未解其義(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二上)。(頁一六)

例二:見宣紀第八

「五九年本」原為:

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十三頁下。

直按:宣帝原名病己,因此二字通常易犯,故改名詢。又桉:當時人民,即有名病己者,居延漢簡釋文卷三、五十五頁,有「魏郡鄴東武成里馬病己年卅」戶籍簡文,即在神爵三年時期。(頁二○)

「增訂本」改為:

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十三頁下

直按:宣帝原名病已,因此二字通常易犯,故改名詢。

又按:當時人民,即有名病已者,居延漢簡釋文卷三,五十五頁,有「魏郡鄴東武成里馬病已年卅」戶籍簡文,即在神爵三年左右時間。(頁四六)[39]


3.  改正原解釋內容有誤者或刪去解釋不妥字句者:


例一:見諸侯王表第二

「五九年本」原為:

長沙定王發。八頁下

直桉:陶齋金石錄卷六第十二頁,有長沙元年鈁,此器亦可能為長沙王吳芮鑄。(頁二五)

「增訂本」改為:

長沙定王發。八頁下。

直按:陶齋吉金錄卷六,第十二頁,有長沙元年鈁。此器為孝文廟造,因知非吳芮後人所造也。(頁五八)


例二:見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五九年本」原為: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秘愛之。八頁下

直桉:淮南王安在京師有離宮、現出土有「淮南邸印」封泥,(西北大學文物陳列室所藏。)及淮南王當殘瓦(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二。)又淮河流域出漢鏡,銘文有「  相思。」蓋亦淮南王國所造,因避厲王長諱,故改長為也。(頁一四七)

「增訂本」改為: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秘愛之。八頁下

直按:淮南王安在京師有離宮,余藏有「淮南□當」殘瓦。(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二。)有邸第,余藏有「淮南邸印」封泥。(現存西北大學文物陳列室。)(頁二七七)


4.  增補史料強化論證者:


陳氏在「增訂本」〈自序〉云:「溫故知新,籤記偶得,於是始有撰寫續證之計畫。殆暑期休假,隨讀隨記,經時半歲,又成續證二卷。思及新續二證,各自為書,容有未善。乃於六○年十月,合前後兩篇,再加訂補,彙為一書,即今本也。」易言之,「增訂本」是以「五九年本」為底本擴充而成的,因此「增訂本」不僅在條目上有所增加,就原有條目增補史料以強化論證的例子也特別多。其例有:


例一:見惠帝紀第二

「五九年本」原為

宦官尚食比郎中。一頁下

應劭注:宦官閽寺也,尚主也。

直按:漢舊儀云:「大官尚食,用黃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銀釦器。」蓋漢初大官中官私官,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宦官有尚食之資歷者,可與郎中身分相等。(頁五~六)

「增訂本」改為:

宦官尚食比郎中。一頁下

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

直按:應注語意未完,恐有脫文,五尚亦只舉四尚之名。劭著漢官儀則云:「省中有五尚,即尚省、尚冠、尚衣、尚帳、尚席。」又尚食監見於馮唐傳,尚席見於周亞夫傳,尚食疑即尚席之初名,在高惠時名尚食,至文景時改名尚席。又按:漢舊儀云:「大官尚食,用黃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銀釦器。」蓋漢初大官,中官,私官,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本文謂宦官有尚食之資歷者,可與郎中身分相等。又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二,十七頁,有十三年家官鍾,末尾有「第廿二中尚食」字樣,據此尚食監且有左、右、中之區別。(頁一四~一五)


例二:見爰盎誃錯傳第十九

「五九年本」原為: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一頁上

直按:盎當為紻字之假借,說文:「紻纓卷也,謂冠纓曲而繞。」方與字絲訓詁相適應。(頁一五一)

「增訂本」改為: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一頁上

直按:盎當為紻字之假借,說文,「紻纓卷也,謂冠纓曲而繞。」方與字絲訓詁相適應。又按:爰盎,史記作袁盎。前人謂漢代爰,袁,轅三姓通用,在古籍上敘事混用不別,但從漢印考之,有爰、袁、轅、榬四姓之不同。鑄印者關係自己姓氏,勢必區別很嚴。如爰姓,集古印譜一頁,有「爰閭奴、」「爰龍」二印。漢印文字徵第四、十一頁,有「爰輔、」「爰良、」「爰世、」「爰壽」四印(福山王氏藏有晉殘石,文云,「享爰士而氏族」。余考為晉衛尉爰翰之子殘碑。)袁姓,漢印文字徵第八,十五頁,有「袁阜、」「袁晏、」「袁順」三印。轅姓,同書第十四、七頁,有「轅隆、」「轅猛」二印。同書第六,十一頁,有「榬子儀、」「榬勝、」「榬讓、」「榬敞、」「榬勉君」五印。轅固生則應以轅字為正體,禦兒侯榬終古則應以榬字為正體,爰盎則應以爰字為正體。(頁二九一~二九二)


四、  徵引史料比較


《漢書新證》的特色為徵引新史料證史,陳氏在「五九年本」〈自序〉中言及其撰述方法即云:


我之方法,以本文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使考古為歷史服務,既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停滯於文獻方面。…有百分七十,取證於古物,其餘筦見所及,一併附入。[40]


而在「增訂本」〈自序〉中,將「有百分之七十」一句改為「有百分之八十」。[41]說明「增訂本」在徵引新史料方面,較「五九年本」多出百分之十左右,唯此百分之十的新史料為何?並未言明。


陳氏自言其「引用之材料,主要在居延敦煌兩木簡。次則銅器、漆器、陶器、封泥、漢印、貨幣、石刻各部分。」[42]此乃係就新史料的性質而言,但所引的新史料具體內容為何?並未指出。只能就其所引,逐條爬梳分析。大體而言,「增訂本」所新徵引的新史料,多數為五九年或五九年以後出版、發現者。欲對此問題深入了解者,可參考拙作〈《漢書新證》徵引新史料析論─民國以來的漢代新史料與史學研究舉隅〉,[43]於此僅舉出二例說明。


例一:「增訂本」頁二○○,「開封」條:

直按:金石索索三、一百九十五,有啟封鐙,啟封蓋因避文帝諱改作開封,原名為文獻所未詳。近出秦雲夢簡,正作啟封。

按:所云「近出雲夢簡,正作啟封」,係引自睡虎地秦簡〈編年紀〉。[44]睡虎地秦簡於一九七五年底出土,《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七、八三期,即刊出〈雲夢秦簡釋文〉(一)、(二)、(三);第一本睡虎地秦簡釋文專書─線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於一九七七年九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45]故陳氏得以徵引。


例二:「增訂本」,頁四七○,「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條,解釋「長御」云:

長御在漢書中凡五見,長御蓋宮中婢女之稱,廣州漢墓群中,出有「常御第十三」,「常御第廿」兩陶罐,又「常御三千」陶壺三題字,長常二字古通用,常御即本文之長御,知南越婦官,亦用漢制(見廣州古墓葬發掘報告廣州漢墓上篇,七十三頁,陶器文字登記表)。


:《廣州漢墓》一書,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係在《漢書新證》出版後梓行,是時陳直已去世周年;同時「常御三千」,在《廣州漢墓》中作「常御三升」,〈陶器文字登記表〉作〈西漢前期陶器文字登記表〉,且刊在九十二頁非七十三頁,和陳氏所引不同,故陳氏所見或係未定稿之《廣州漢墓》稿本。


王國維曾云:「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46]新史料故可補正紙上之材料,但新史料亦得賴紙上材料─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方能突顯其重要性。《漢書新證》雖重視徵引新史,在傳世文獻的徵引並未忽視,因筆者另擬撰〈《漢書新證》引書考〉詳加檢視,於此不多作說明,不過要指出者,「增訂本」不僅在徵引新史料範圍擴大,在傳世文獻方面亦然。最明顯的例子是《太平御覽》一書,在「五九年本」未見徵引,而在「增訂本」中則隨時可見,例如:頁一五八,「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條,解釋云:


直按:太平御覽卷十六、引益部耆舊傳曰:「巴郡落下閎,漢武帝時改顓頊曆,更作太初曆,曰,後八百年,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47]又御覽卷二,引益部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落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


其餘所引散見頁二○九、頁三四五、頁四四一等處,不再贅引。


五、  「增訂本」的缺失


「增訂本」以「五九年本」為底本進行訂補,代表陳氏最新的見解與看法,在引用時當以「增訂本」為主。不過「增訂本」仍有一些缺失存在,在引用時必須別小心。在僅就在「增訂本」未改正「五九年本」錯誤及「增訂本」新增解釋致誤者,各舉一例說明。


例一:蕭何曹參傳第九,「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椽」條

「五九年本」為:

直按:張湯傳亦云:「以湯為毋害言大府。」文指律令文而言,謂精通律令文而不深刻害人也。證之居延漢簡釋文卷三、四十頁,有簡文云:「肩水候官並山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卅二歲,長七尺五寸,觻得成漢里,家去官六百里。」其他類此者尚有四五簡,對於能書、會計、知律令文三語,仍因循秦代以吏為師之功令。成為漢代公牘上固定之術語,與本傳所稱之文毋害,正相符合。


「增訂本」作:

直按:文帝紀,元年詔書,如淳注,「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張湯傳云:「以湯為毋害言大府。」趙禹傳云:「極知禹無害。」文指律令文而言,謂精通律令文而不深刻害人也。證之居延漢簡釋文卷三、四十頁,有簡文云:「肩水候官並山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頗知律令文,年卅二歲,長七尺五寸,觻得成漢里,家去官六百里。」其他類此者尚有四五簡,對於能書、會計、知律令文三語,仍因循秦代以吏為師之功令。成為漢代公牘上固定之術語,與本傳所稱之文毋害,正相符合。

二者所引,除「增訂本」增補二則史料及標點與「五九年本」不同外,其餘均同,說明陳氏的解釋前後一致。然按:此簡之「頗知律令文」,實應作「頗知律令武」。[48]故金少英據此認為簡牘中之「頗知律令文」或「頗知律令武」句中之「頗知律令」為一句,「文」或「武」均自為一句,不屬上讀。仕宧之途有文武,「文」、「武」指其人職務經歷而言,與「文毋害」毫不相干。而「文毋害」係指「措詞恰當,無可指摘而已」,非謂「精通律令而不深刻害人也」[49]。據此則陳氏因引用居延漢簡版本之釋文有誤致解釋不當。金氏之文於1963年發表,陳氏或未見之,故在「增訂本」中未予以改正。

例二:「增訂本」,頁九四~九五,釋廷尉屬官左右平云:(此例「五九年本」未見)


直按:御覽卷二百三十二,引三輔決錄注;「茂陵何比干,武帝時公孫丞相,舉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據此廷尉左右平,武帝時已有此官,與本表異。後漢書何敞傳亦同,但僅云比干武帝時為廷尉平,不云左右平。


按陳氏此條解釋,主要引《太平御覽》中收錄的《三輔決錄》注及《後漢書‧何敞傳》為佐證。查《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二並未見陳氏所引文,而見於卷二三一,職官部二。同頁之前尚有「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為廷尉左右平,謬矣。」[50]一句,此句指出《三輔決錄》注有關何比干於漢武帝時為廷尉左右平的說法「謬矣」,即不足採信,惜陳氏似乎未注意及此,故未加以引用。而《後漢書‧何敞傳》則云:「(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朝錯,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51]明白說明何比干在武帝時係為廷尉正,非為廷尉平,陳氏所引有誤。據此可知何比干在漢武帝時為廷尉正,而非廷尉平,漢武帝時廷尉屬官並未有左右平二官。所以廷尉左右平於宣帝時始置,《漢書‧百官公卿表》不誤,陳氏誤矣。


伍、結語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漢書新證》兩版本的差異及優劣,「增訂本」雖有缺失,但畢竟暇不掩瑜,在《漢書》研究史上,仍有其貢獻,值得參考。「增訂本」代表陳氏晚年對《漢書》某些內容的最新看法,今後如欲引用,當以「增訂本」為主,再參酌「五九年本」即可。


此外,我們研究其《漢書新證》版本的異同,並非為辨誤與糾謬,而是藉以探討陳氏的為學歷程。因為《漢書新證》是陳直先生的代表作,也是陳氏著作中二本出過增訂本者,[52]從本文的分析與探討,可看出陳氏為學勤勉,並不以已有成就而自滿,在教學及研究之餘,仍隨時吸收新知,增訂舊作,方有《漢書新證》「增訂本」的出版,這種為學的精神,值得後學學習效法。

  

後記:承蒙陝西歷史博物館周天游館長代為影印《漢書新證》1959年版,使本文得順利撰寫,於此謹表謝忱。

 

本文原刊於《西北大學史學叢刊》(周秦漢唐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6月第4集,感謝陳文豪先生赐稿!



[1]范曄,《後漢書》(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7月,第1版;1987年10月,第4刷),卷四十下,〈班彪列傳〉第三十下,頁1386。

[2]同前註引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頁2785。

[3]顏師古,〈漢書敘例〉及標點本〈漢書出版說明〉,見《漢書》(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刷),頁四、三。

[4]周洪才、鍾淑娥,〈《漢書》及其歷代研究〉,《河南圖書館館刊》,1989年第1期,頁38。

[5]同前註。

[6]周洪才,〈歷代《漢書》研究述略〉,《齊魯學刊》,1987年第3期,頁29。

[7]同前註。筆者收集到民國以來研究《史記》專書,即已近百種;而研究《漢書》專著,僅十餘種。促成這種研究差異,周洪才,〈歷代《漢書》研究述略〉一文,認為「《史記》在思想性、開創性、文學性方面遠勝於《漢書》確是主因。」但拙見以為各大學中文系普遍開設《史記》課程及相關研究團體的成立,亦是推動《史記》研究風氣的原因。例如:在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推動下,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預計出版二十八冊,目前筆者所見者有十冊;同時正積極進行《史記研究集成》的編輯。

[8]《漢書窺管》係於195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74年10月,臺北世界書局翻印,三版。後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之收入《楊樹達文集之十》,於1984年1月出版。

[9]香港:新亞研究所,1961年10月,初版。

[10]《史漢關係》(臺中:曾文出版社,1975年4月,初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2月,新一版)、《漢書採錄西漢文章探討》(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此外,筆者收集到研究《漢書》著作,尚有:王明通,《漢書導論》(臺北:康橋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元月,初版)、吳恂,《漢書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刷)、安作璋,《班固與漢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刷;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陳其泰,《再建豐碑¾¾班固和《漢書》》(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安作璋,《班固評傳¾¾一代良史》(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黃紹筠:《中國第一部經濟史¾¾漢書食貨志》(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趙增祥、徐世虹,《《漢書‧刑法志》注釋》(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辛子牛,《漢書刑法志注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12月,臺二版)、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王利器、王貞歊,《漢書古今人表疏證》(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李步嘉,《韋昭《漢書音義》輯佚》(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徐朔方,《史漢論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黃慶萱,《史記漢書儒林列傳疏證》(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年3月,初版)、王錦貴,《《漢書》和《後漢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朴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標點本《漢書》出版說明,頁四。

[12]周洪才、鍾淑娥,〈《漢書》及其歷代研究〉,頁38。

[13]安作璋,《班固評傳¾¾一代良史》,頁129。安作璋,《班固與漢書》,頁135-136。

[14]周洪才,〈歷代《漢書》研究述略〉,頁29。此句話主要係針對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漢書窺管》而發議論,但論及民國以來《漢書》研究,學者嘗對楊著多所推許,視為民國以來研究《漢書》的代表作,因此,對楊著的批評,可視為對民國以來《漢書》研究的總評。

[15]〈陳直先生生平簡介〉,載西北大學秦漢史研究室主編,《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黃留珠,〈陳直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人文雜誌》,1991年第3期,頁77~81,又修訂易名為〈陳直先生治學精神與思想初探〉,載《陳直先生紀念文集》,頁47~56。

[16]〈陳直先生生平簡介〉,頁2;黃留珠,前引文。

[17]周天游,《關中秦漢陶錄》,「前言」;〈陳直與秦漢磚陶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2期,頁2。

[18]黃留珠,〈陳直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頁77。

[19]《漢書新證》,1979年版,「自序」。

[20]轉引自周天游,《關中秦漢陶錄》,「前言」。

[21]楊氏轉引陳直自謂句中之「既非為考古而考古」,原作「既非考而考古」,當係校對之疏漏,今據陳氏「自序」逕補。

[22]楊家駱,〈周陳二氏漢書補證合刊識語〉,《周陳二氏漢書補證合刊》(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8月,初版),頁2。

[23]《漢書新證》與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的關係,在下文將略為論及。

[24]見《漢書新證》1959年版,版權頁所載。

[25]同註16

[26]同註24

[27]同註21、註22。

[28]同註22。

[29]《漢書新證》,1949年本,〈自序〉,頁3。

[30]《漢書新證》與《漢書注校補》之間的關係,除上述外,筆者擬另撰文作更詳細的探討,於此不再贅述。

[31]「鼎文本」刪削不合當時臺灣政治環境的語句很多,基本上並未損及《漢書新證》原意。於此為節省篇幅,不多舉實例,僅以〈自序〉中的一段話作說明。這段話在「五九年本」為:「回憶我在一九四零年至四九年,在金融機關中工作十年,終日忙碌於簿書,學非所用,學術亦日漸荒蕪。解放以後,轉業西大,始得重理舊聞。在黨的教育及人民政府正確領下,方得獲此區區成績。」而「鼎文本」改成:「回憶我在一九四零年至四九年,在金融機關中工作十年,終日忙碌於簿書,學非所用,學術亦日漸荒蕪。國變以後,轉業西大,始得重理舊聞。既由離開金融機關之故,重執教鞭,方能獲此區區成績。」

[32]此據周天游說法,見氏著,〈陳直與秦漢磚陶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2期,頁6。

[33]《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自序」。

[34]同註32。

[35]見一九九九年一月間周氏給筆者的私人信函。

[36]《漢書》,卷六,〈武帝紀六〉,頁208。

[37]同前註引書,卷八十九,〈循吏傳第五十九〉,頁3631。

[38]此簡斯坦因所編號為T.X.Ⅷ.ii.3.,此處編號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1版第1次印刷)一書所編之編號,釋文見下冊,頁302

[39]按:宣帝原名病已,見《漢書》,卷八,〈宣帝紀第八〉,頁238,云「孝武皇帝曾孫病已」。「五九年本」作「病己」,誤。

[40]見「五九年本」〈自序〉,頁3。

[41]見「增訂本」〈自序〉,頁四。

[42]「五九年本」〈自序〉,頁三;「增訂本」〈自序〉,頁四。

[43]《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5期,頁148~164;又見《第四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88年12月),頁303~330。

[4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編年記釋文注釋〉,頁5。

[45]陳文豪:〈中國大陸簡牘研究專書述評(一九八○~一九九六)〉,《中國上古秦漢學會通訊》,第三期,頁35~78。

[46]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

[47]據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第1版,1985年10月第3次印刷版《太平御覽》,「後八百年」作「後八百歲」。

[48]此簡簡號為一三‧七號,見《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5月),第三十九葉。其他諸版本釋文均同,不贅舉。

[49]金少英,〈漢簡臆談〉,《甘肅師範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頁49~58。

[50]《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據1935年商務影宋本,1960年2月,第1版;1985年10月,第3次印刷),頁1100。

[51]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三,〈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何敞傳〉,頁1480。

[52]另一本曾出過增訂本者為《兩漢經史料論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1980年,重排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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