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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荷: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现象研究 ——以物质名词为例

学衡2018-11-07 16: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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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现象研究

——以物质名词为例


任  荷




内容精要

文章探讨先秦汉语中“名词动用”的现象。以先秦古籍中常见的物质名词为考察对象,运用生成词库理论,将可“动用”的名词分为“功用角色凸显型”、“施成角色凸显型”和“其他惯用属性型”三类,并作了细致描写。文章认为,名词物性结构中与动作行为相关的角色(或属性)是决定该名词动用可能性与动用方向的主要因素,组合与聚合关系等次要因素也会对其造成影响。最后还简要讨论了“名词动用”出现的主要动因。




0.   引言


“名词动用”是上古汉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期的研究通常将其放在“词类活用”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主要着眼于对词类活用定义、范围的探究,对活用、兼类和词义引申的辨析,以及对现行词类活用理论“是去是留”的争论。(王力等1962、海柳文1986、任福禄1992、郭锡良等1999,等等。)近十几年来开始转向对词类转变(或活用)理据性的探讨。


张文国(2005)是研究古汉语名动词类转变的专著,对先秦文献中常用的单音节普通名词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描写,并提出“特征义来自动作行为的名词”才有动用的可能——书中详实的语料和理论上的创见均值得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以捷克学者LukášZádrapa(2011)为代表。对于上古汉语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semantic foundations)与语境(contextuality)的相互作用、“名-动”转用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值得参考。不过该书对语言材料的描写和分析不够系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解释力。


针对现代汉语或英语“名词动用”的研究(Clark&Clark 1979、高芳&徐盛桓2000a/b、徐盛桓2001a/b、高航2009,等等)大多比较注重理论上的阐发,对古汉语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其中宋作艳(2013)运用“生成词库理论”研究名词动用的规律和机制,本文在研究方法与之不谋而合。


总的来说,前辈时贤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名词动用现象的认识。但也必须承认,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古汉语名词动用的制约因素、转化机制、出现原因等——仍未得到解决。因而我们认为,在辩证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上古汉语“名词动用”问题还值得继续研究。


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先秦古籍[i]中常见的单音节物质名词中的“名—动”两用[ii]词(名用先出,动用后出)。所谓“名-动”两用词,其实包括三种情况——活用(动词用法是临时的)、兼类、构词(已分化为两个词)。本文对于这三类不作区分,统一考察。

主要原因是:


a.尚未找到区分此三者的可靠标准,学界也未达成一致意见[iii];


b.此三者处在一个连续统中——即使是音变构词,也是在词义构词的基础上形成的[iv];词义构词即通过词义引申分化新词,其引申义在分化之初也具有临时的性质。


总而言之,它们都经历了由名词义刚刚分化出临时动词义(包括与之相对应的句法功能)[v]的阶段,那么应该有一种共同的语义基础和生成机制造成了这种分化,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至于它们的后续发展——临时义是否成为固定义、进而分化出新词、乃至发生音变——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关于“名动两用词的‘名用’与‘动用’哪个先出”的问题,张文国(2005)以“功能筛选法”为基础、参考词义研究成果和词频统计来确定名动词类转变的顺序。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故而在确定“名词动用”时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不过该书对于个别词的确定也存在问题[vi]。对于这样的词,我们进行了重新考察,基本确定“名用先出”的,才列为研究对象。


在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本文拟借鉴生成词库理论[vii],在分类描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名词动用的内在规律,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名词动用的制约因素(什么样的词可能动用);


2、名词动用的实现机制(怎样实现动用);


3、名词动用的动因(为什么要这样用)。


1、“名词动用”的主要类别


先秦汉语中部分名词之所以能转用作动词,首先是由于名词的语义结构中包含了与动作行为有关的语义内容。名词内部的语义结构是“名-动”转用的基础。

在生成词库理论(以下简称GLT)中,一个词项的词汇语义表达包括四个层面:论元结构、事件结构、物性结构和词汇类型结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用于描写词项所指事物不同方面的性质,包括:构成角色(ConstitutiveRole)、形式角色(Formal Role)、功用角色(TelicRole)、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viii]。基于对物性结构的分析,名词被分为三大语义类型——自然类(natural types)、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s)和合成类(complex types)[ix]。


本文运用以上理论对先秦汉语中常见的单音节“名-动”转用词(主要是物质名词)[x]的语义结构进行了描写分析。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词按照其物性结构和转化模式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


1.1      功用角色凸显型(简称T型)


根据GLT,功用角色是人造类名词得以与自然类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本类型的成员主要是人造类(或合成类)名词[xi]。


本类“名-动”转用词的主要特点有:


a.名词物性结构中功用角色相对明晰、突出;


b.“名-动”转化的基本模式为:名物>利用该名物而实施的动作行为;


c.原生名词的所指在次生动词[xii]的语义结构中充当受事、工具或处所成分。


按照功用角色类型的不同,又可分为直接功用、间接功用两类。


1.1.1       直接功用(Direct Telic,简称TD类)


本类中原生名词是其功用角色所指向的动作行为的直接对象(即“直接功用”),在次生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充当受事成分。转化模式为:
(Obj代表对象,V代表动作行为,下同)。本类成员均属人造类名词。


例如[xiii]:


:食物>吃(食物)。《论语·述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


:上衣(泛指衣服)>穿(衣)。《孟子·滕文公上》“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


:衣带>束带。《墨子·兼爱中》“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礼记·服问》“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荀子·礼论》“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


:冠冕之总名>戴冠。《孟子·滕文公上》“许子冠乎?——冠。——奚冠?——冠素。”


:酒>饮酒。《战国策·燕三》“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


:外衣>穿外衣。《论语·乡党》“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


:皮衣>穿皮衣。《吕览·十月纪》“是月也,天子始裘。”


:(大夫以上所戴)冠>戴冕。《周礼·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


他如:胄(头盔>戴胄)、介(铠甲>披甲)、笄(簪>戴簪,特指女子成年礼)、弁(帽子>加弁)、裳(下裙>穿)、衷(内衣>穿在里面)、粒(米粒>以谷米为食)等。


以上列举的衣食类名词的直接功用角色明确而突出,即“吃穿类”动作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动作义很容易通过联想激活。因此,它们成为了TD类的主要成员。不过,在它们内部也存在差别。食、衣等词动用最为频繁[xiv],与名用平分秋色,甚至超过名用。冠、带、酒等词动用也较多,但在各自的总出现次数中所占比例不高。弁、表、裘、裳、粒等词动用频率低,一般不超过三次,使用范围也较窄,只能单独充当叙述句谓语。


还有一些可动用的衣食名词不属于本类,将在后文讨论。


另外,有少量非衣食类名词也可利用直接功用角色进行动用,如:


鼓:一种打击乐器>击鼓。《左传·庄二十五》“鼓,用牲于社。”杜注:鼓,伐鼓也。


:枕头>枕某物。《礼记·檀弓上》“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1.1.2       间接功用(IndirectTelic,简称TI类)


本类中,原生名词所指名物是功用角色所指向的动作行为关涉的对象,用以协助完成某项动作(即“间接功用”),在次生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充当工具或处所成分。转化模式可统一表示为: 
(*代表伴随或关涉,相当于介词“以/于”;Instru代表工具,Loc代表场所,下同)。本类成员相对复杂,主要是人造类和合成类名词,也包括少数自然类。下面分甲、乙两式进行讨论。


甲式、主要是人造类,也包括少数自然类。具体转化模式为:(*相当于“以”)。


例如:


:鞭子>以鞭殴人。《左传·庄八》“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吕览·行论》“楚之会田也,故鞭君之仆于孟诸。”


:秤锤>(以秤)称量。《周礼·冬官·栗氏》“改煎金锡则不秏,不秏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孟子·梁惠王上》“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用来指挥的旌旗>以旌旗指挥。《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诗·小雅·无羊》“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砺石>以砺石磨。《左传·哀十六》“胜自厉剑,子期之子平见之,曰,王孙何自厉也。”


:手铐>以手铐铐(人)。《左传·成十七》“郤犫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


:火烛>(以烛)照亮。《韩非子·内储上》“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


:在旁的帷幕>以帷幕环绕遮挡。《左传·宣十七》“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

刃:刀剑之刃>以刀剑杀。《韩非子·奸劫弒臣》“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


:人拉的车>以辇载(人)。《左传·庄十二》“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左传·定六》“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xv]


药:药草>以药医治。《墨子·非攻中》“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


:钓鱼或诱捕猎物的食物>以饵引诱。《战国策·秦策二》“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


秣:牲口的饲料>(以饲料)喂养(牲口)。《诗·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堤防>(以堤防)阻塞。《国语‧周语下》“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


他如:策(马鞭>以策驱赶)、旌(一种旗帜>[以旌]表识)、幕(布幕>以布幕覆盖)、巾(巾>以巾包裹/覆盖)、镜(镜子>照)、栉(梳发用具>梳头)、觞(饮酒器>饮酒/使饮酒)、钩(钩子>钩取/钩刺)、纲(提网的总绳>以绳系缚)、橐(袋子>用袋装)、筐(盛物器>以筐盛)、椟(藏物器>用椟收藏)、椎(椎>用椎打击)、桎(足械>以桎拘系)、柙(囚笼>以囚笼押解)、兵(兵器>以兵器杀)、轫(止车之木>阻止)、辂(引车之横木>牵引车子)、罗(捕鸟网>以网捕鸟)、毕(田猎之网>以毕捕)、楫(船桨>划船)、屏(屏障之物>遮蔽)、席(席子>布席[以坐卧])、筵(竹席>布席[以坐卧])、杖(手杖>持杖[以行])、辅(车辅>辅助)、绥(挽以登车之绳>安抚)、会(盖子>会合)等。


甲式的成员主要是器具名词(前9例和未举例句的词),属于人造类,均具有某种特定的功用——用以协助(功用角色所指向的)动作行为的实现。它们当中绝大多数词都是直接利用功用角色进行转化,但也有个别词比较特殊。


比如


“席”,功用角色是“用于坐卧”,但转化后的动作义却是“布席”或“铺席”。如,《左传·宣十二》“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杜注:席,布席坐。)又如,《礼记·祭义》“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其原因在于,先布席方能坐卧,“布席”是“坐卧于席”的先决条件,可看作根植在功用角色当中的施成角色[xvi],在“名-动”转化过程中得以呈现。“筵”、“杖”同理。


又如,


“辅”是车轮外旁夹毂的两条直木,其功用是“增强轮辐载重力(以辅助车辆行驶)”,但转化后动作义并非“(以辅)辅助车行驶”,而是抽象的“辅助”,如:《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说明“辅”向动词转化的同时发生了隐喻[xvii]。“绥”、“会”与之类似。


“鞭、权、麾”动用频率最高,是最典型的“名-动”转用词。“策、帷、厉”等词的动用频率仅次于“鞭”等。“辇、橐、兵”等词动用频率不高。


“药、饵、秣、防”则不属于器具类。前三个是食物类名词,除了从上位类承继而来的功用(食用)以外,它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功用——治病/引诱/喂养。后者更应看作它们的区别特征,可借之转用。“防”是建筑类名词,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都比较突出,故既可转用为“(以防)阻塞”,又可转用为“筑堤”(此义见1.2.1节)。其他暂不一一列举。


另外,有一类比较特殊的词——人体器官名词,它们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物质名词(非人造物,亦非自然物,只是人体的一部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能以间接功用的方式进行动用,呈现出系统性的特点。因而将其附在本类讨论。


例如:


:手指>指向。《左传·宣十二》“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


:手肘>以肘撞击。《左传·成二》“从左右,皆肘之。”


:眼睛>以目示意。《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他如:


手(手>以手持)、翼(鸟翼>[以翼]遮护)、耳(耳>听)、牙(牙>咬)、腹(腹>怀抱)、要(腰>腰挂)等。


这些名词所指的器官均承担特定的功能。张文国(2005:266-267)已指出:由于它们都是外在的器官,其功能所指向的动作行为具有“可见性”,因而可能动用;而诸如“心、肺、肝、胃”等内在器官,虽也承担功能,但不具有“可见性”,一般不能动用。


乙式、均为合成类名词。具体转化模式为:(Const代表建筑物,*相当于“于”)。


例如:


:客舍>止宿(于馆)。《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左传·僖十五》“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房舍>止宿(于舍)。《周礼·夏官·虎贲氏》“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


:祭社神之所>祭祀社神(于社)。《国语·鲁语下》“社而赋事,蒸而献功。”


:商品交易的场所>买卖(于市)。《荀子·修身》“良贾不为折阅不市。”


:住宅>居(于宅)。《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谷仓>收藏。《管子·山国轨》“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他如:


庐(野舍/客舍>寄居)、庙(庙>祭祀)、仓(粮仓>收藏)、庠(学校>教养)等。


从词汇类型结构来看,乙式成员的概念结构中既包含“建筑物”,又包含“场所”,相当于把不同类的语义概念合并到一个元词项中,由此形成的词项属于GLT中的“合成类”,又称“点对象”(Dot Object),可表示为Construction·Location(建筑物·场所)。合成类能够从两三个人造类或自然类承继物性角色。故乙式名词主要从“建筑物”承继形式角色,从“场所”承继间接功用角色(如:止宿、祭祀、买卖等),并通过间接功用角色转化为“(在某场所)从事某项特定活动”之义。其中“馆、舍、社”动用频率最高,是最典型的“名-动”转用词。“市、宅、庐、廩”次之。“庙、仓、庠”动用频率低,均不超过两次。


还有很大一部分建筑名词不属于本类,将在下一节讨论。


1.2      施成角色凸显型(简称A型)


在GLT中,施成角色也是人造类名词得以与自然类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本类型的成员主要是人造类(或合成类)名词。


这类“名-动”转用词的主要特点有:


a.名词物性结构中施成角色相对明晰、突出;


b.“名-动”转化的基本模式为:名物>制造该名物的过程,可统一表示为:(make代表制造);c.原生名词的所指在次生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充当“结果”成分。


按照名词所属语义类的不同,又可分为建筑、食品两类。


1.2.1       建筑类


本类均为建筑物名词,属人造类。名词的施成角色所指向的动作行为是该建筑物的“建造过程”。具体转化模式为:(Construct是建造,Const代表建筑物)。


例如:


:都邑四周的墙垣>筑城。《诗·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左传·庄三十三》“三十二年春,城小谷,为管仲也。”


:鸟巢>筑巢。《左传·襄二十九》“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吕览·十二月纪》“雁北向,鹊始巢。”


:水沟>挖沟。《管子·度地》“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左传·僖十九》“某寇将至,乃沟公宫。”


:壕沟>挖(壕沟)。《左传·昭十七》“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


:水渠>开渠。《墨子·备城门》“土楼百步一,外门发楼,左右渠之。”


防:堤防>筑堤。《孟子·告子下》“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城上矮墙>修筑矮墙。《左传·襄十七》“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


:地道>挖地道。《左传·隐元》“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他如:


垣(矮墙>筑垣)、墙(墙>筑墙)、垒(军壁>砌垒)、坎(坑>掘坑)、穴(洞穴>挖穴)、郛(外城>筑郛)、堀(洞窟>穿穴)、坛(高台>筑坛)等。


以上名词均与“筑造”类动作行为存在固定联系。即,用以描述该名物来源的物性角色——施成角色(筑造行为)——比较突出。“城、巢”是最典型的“名-动”转用词,动用频率最高。“沟、堑、渠、穴”等词动用的频率也较高。而“防、堞、垣、墙、垒、隧、坎、郛、堀、坛”等词动用频率不高。


1.2.2       食物类


本类均为食物名词,属人造类。名词的施成角色所指向的动作行为是该食物的制作过程。具体转化模式为:


例如:


:肉酱>将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礼记·檀弓上》“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楚辞·惜誓》“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


(昔):干肉>制成干肉。《庄子·外物》“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韩非子·难言》“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


:干肉>制成干肉。《吕览·行论》“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


:粥>煮粥。《仪礼·士丧礼》“夏祝鬻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郑注:鬻余饭,以饭尸余米为鬻也。


他如:菹(同“醢”)、糜(粥>使碎烂[如糜])等。


以上名词均与食物的制作过程存在固定联系。即,以描述该名物来源的物性角色——施成角色(制作食物的行为)——比较突出。“醢”的动用频率最高。其余几个词动用次数都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是,“醢、菹、脯、腊”四词,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示单纯的食物制作过程,多数情况下都表示“把人制成……”的刑罚,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1.3      惯用属性型(简称CA型)


在本章前两节,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通过人造类或合成类名词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进行“名-动”转用的情况。事实上,还有很多物质名词,或者根本没有T角色和A角色,或者两种角色都不够显著。那么,这些词是不是一定不能动用呢?观察表明,它们中的部分词亦可通过其他途径用作动词。这就涉及了一个概念——GLT中的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简称CA),我们称其为“惯用属性”。CA是通过日常经验可感知的、与某一名物关系密切的性质或事件,它们虽不是独立的物性角色,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编码在名词的语义结构之中,在特定语境下也可被激活。因此,不具备T/A角色的自然类名词和部分T/A角色不显著的人造类名词可以通过CA进行转用。由于不同名词的惯用属性差别较大,具体转化模式也不尽相同。


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自然类和人造类进行讨论。


1.3.1       自然类


自然类名词是由物性结构中的形式角色和/或构成角色组成的元概念,不具备功用或施成角色,却可通过惯用属性进行“名-动”转化。


例如:


:光>照耀。《书·洛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水波>涌流、上下波动。《管子·君臣下》“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


:露水>润泽。《诗·小雅·白华》“英英白云,露彼菅茅。”郑笺:白云下露,养彼可以为菅之茅。


:近水的地方>临近(水边)。《国语·越语下》“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鼃黾之与同渚。”


:泥>粘住、阻滞。《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水>以水淹没/以水浸泡。《战国策·赵策一》“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围晋阳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周礼·秋官·柞氏》“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贾疏:至秋以水渍之。


:火>以火烧。《周礼·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礼记·王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


他如:雪(雪>洗刷、昭雪)、土(土地>度量土地)、地(土地>侵占土地)等。


本类数量较少,且大多为自然实体名词,也有个别自然现象名词(露、雪)。典型用法是利用自然名词的惯用属性(CA)将其转化为该属性所指代的或与该属性密切相关的动作行为,原名词的所指在次生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充当“主体”成分(“波、露、光、滨、泥”)。“水、火”两词比较特殊,虽然利用了“(水)可淹/渍”、“(火)可烧”的属性进行动用,然而“水、火”在次生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均充当工具成分,动作具有明显的“人为”性质,这应该是由于水、火二物经常被人们当作工具使用的缘故。(“雪、土、地”三词也比较特殊,具体解释见2.1节。)至于其他的自然实体名词,诸如“江、河、湖、海、溪、沼、泽、潭、涧、瀑、潮、汐、石、岩、山、川、岳、麓、丘、岭”等等,大多不具有与动作行为相关的惯用属性(如“石、山、丘、岳、麓、岭”),或是惯用属性所指代的动作行为缺乏典型性和区别性(如“江、河、海、溪”等都具有“流动”的特点)——这些词一般不能动用。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自然现象词——如“雨、雷、电、风、雹、雾、霜、霾”——在先秦汉语中都可名动两用,但很难说清它们是“名-动”转用还是“动-名”转用。从语义来看,这些词既能用来指称一个独立的现象,又能用来叙述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两者融为一体、难以分割。可以说,其词汇概念结构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类,反而更近似于合成类[xviii],可表示为——

Process·Phenomenon(过程·现象)。当它们用作自然现象的“名称”时,利用了“Phenomenon”部分。如:《诗·小雅·甫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表示自然现象的发生过程时,则利用了“Process”部分。如:《韩非子·说林下》“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由于难以确定这类词的转用方向,故而仅在本节顺带讨论,并未列入本章的分类体系,后文探讨规律时也不予考虑。


1.3.2       人造类


本类的词数量较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属于人造类,但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都不凸显,却可通过某种惯用属性转化为动词。


例如:


:套裤>撩起、提起。《礼记·曲礼上》“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


:布>展开、铺开/铺设。《国语·周语上》“设桑主,布几筵。”


:房屋的通称(析言则强调“其外之围绕”)>围绕。《礼记·丧大记》“君为庐宫之,大夫士襢之。”郑注:宫,谓围障之也。


:门>守门/攻门。《左传·哀四》“(公孙翩)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杜注:翩以矢自守其门。《左传·庄十八》“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杜注:攻楚城门。


他如:袪(袖口>撩起、举起)、闺(宫中小门>看守闺门)等。

“褰、袪”是“套裤”、“袖口”,分别与“撩起”、“举起”的动作有密切联系,故可藉之转用。“布、宫”则是藉助形式特征中的惯用属性来转化的——“布”有“可铺展”的特征;“宫”本指围墙围着的房子,有“围绕”的特征。至于“门、闺”,动词用例只出现在春秋三传当中,与文体特点有关(参见张文国2005:167-168)。

本节主要讨论了利用惯用属性进行转化的名词。观察发现,这些词的动用频率不高,大多低于利用功用或施成角色转化的词。这是因为惯用属性毕竟不同于独立的物性角色,它们大多依附于物性角色而存在,在名词语义结构中的显著性不会太高。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惯用属性的转化可看作对“利用物性角色的转化”的一种模仿。


2.   “名词动用”的制约因素


在上一章分类描写的基础上,本章拟探讨名词动用的“可能性”问题,即“什么因素制约了名词动用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区分不可能的“名-动”转用与可能的转用(语法规则是否允许);如果可能,可能性大小由什么因素决定。前文已少量涉及了这些问题,本章希望作一个集中的回答。


2.1    主要因素


通过先秦汉语中常见物质名词的描写和分析,我们认为,动用的可能性主要由名词物性结构中与动作行为相关的物性角色(或惯用属性)决定。人造类和合成类名词的物性结构中都含有功用或施成角色,这两种角色又往往与动作行为相关,因而理论上讲,人造或合成类名词都有动用的可能(见1.1、1.2节)。自然类名词的物性结构中不含有功用或施成角色,但其中少数词或者具有关乎动作行为的惯用属性(见1.3.1“光、波、滨、泥”),或者经常被当作工具使用(见1.3.1“水、火”),故而也有动用可能。至于那些不具有关乎动作行为的惯用属性的自然类名词(如“石、山、丘、岳”等等,见1.3.1节),一般没有动用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例外情况。例如1.3.1中的“土、地”,本无惯用属性,但在《周礼》、《春秋》三传中可作“度量/侵占土地”义[xix]。


张文国(2005)指出可能是文体特点使然,我们进一步认为这是存在于特定文体中的修辞现象。又如,“雪”有比较显著的形式特征——“雪白”。此特征无关乎动作行为,理论上不能借之动用,但“雪”却被用作“洗刷、昭雪”义,在转用的同时发生了隐喻(使……像雪一样白)。从动词义的产生机制来看,“雪”的动用属于修辞[xx]。因而,这些“例外”的名词动用应放在修辞层面讨论,不使之对名词动用的语法规则造成干扰。


从“有可能”动用的名词来看,可能性的大小也有区别,这主要取决于名词的功用或施成角色(或惯用属性)的凸显度。凸显度的高低可从三个方面考虑:a. 该角色所表示的语义内容能否充当该名词的区别特征(最大限度地使该词与同语义场中同一层级的其他词相区别);b. 该角色所指的动作行为是否明确、具体、可见;c. 该名物是否直接、独立地与其物性角色所指的动作行为相联系。T角色或A角色(或CA)凸显度越高的名词,动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具体来说,物质名词中三个最常见的语义类——衣食类、器具类和建筑类——都属于人造类(或合成类)名词,理论上都有动用可能。但它们当中有的词在先秦时代经常动用,有的只是偶尔动用,还有相当一部分词基本不动用。这与它们物性角色的凸显度密切相关。


衣食类名词[xxi]的功用角色都是“吃穿类”动作行为,但它在不同名词中的凸显度不同。例如:从区别特征来看,1.1.1节列举的“食、酒、衣、冠、带”等词在“衣食类”语义场中处于同一语义层级(基本级),各自与特定功用相联系(吃、饮、穿、戴、束等),这些功用能够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因而功用角色的凸显度高,动用的可能性比较大,文献中实际的动用频率也高。而在更具体的语义层级上,“粳、糯、糕、醴、袍、褂、袴、衫、裙”等词“用于饮食/穿戴”的功能虽明显,但其功用角色均是从上位词(“食、酒、衣”等)承继而来,并非独有,因而无法充当它们的区别特征,动用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裳、裘”虽有动用例,但在先秦二十部文献中也只出现了一到两次。


比较特殊的是“表”,意为“衣之在外者”,“穿在外面”可看作其独有的功用角色。“衷”与之类似。从“独立性”和“直接性”来看,“衣、冠、裘、冕”等词都能独立承担“穿戴”功能,动用可能性较大,在先秦文献中也都有动词用例;而诸如“褶、衽、衿、袂、缨、袤”之类,指称的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不能独立承担“穿戴”等功能,因而动用可能性远小于“衣”等,在先秦文献中也未发现动词用例。“稻、稷、禾、麦、谷、黍、粟、豆”等词,虽可看作人们为食用目的而种植的农作物,但其本质上是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不能直接食用。而“食”、“酒”是经过专门加工的食物、饮品,其“可食”的功用比“稻”之类直接、突出得多,故动用可能性更大,实际的动用频率也很高。


器具类名词所指名物都有特定的功用,但功用角色在不同名词中的凸显度也不同。下面略举几类来说明:


a. 旗帜类名词。笼统地看均有聚众、标志的功能。但能动用的只有“麾、旌”。“旗”是画熊虎为饰的战旗,“旂”是诸侯所用、画交龙并在竿头悬铃的旗,“旃”则是大夫所用曲柄之旗。(参见黄金贵1995:173-174)它们的物性结构中形式角色最为突出,功用角色不太明显。“麾”则不同,《说文·手部》“麾”下曰:“旌旗,所以指麾也。”段注:说从手之意,凡旗之所指曰指麾。可见“所以指麾”的功用正是“麾”的区别特征。“旌”的动用则与社会文化有关。“旌”有章别身份、表识贵贱的作用,如《国语·周语上》韦昭注:“旌,表也,车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别贵贱,为之表识也。”因而转为“表明、表识”之义。


b. 饰品类名词(玉器为主)都有“佩戴、装饰”的功用,但基本都不能转用,主要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可相互区别的功用特征。


c. 食/饮器类名词。“瓶、杯、樽、觚、觯、爵、壶、瓢、鼎、釜、盆、豆、箪、簋、簠、勺”等均可用作饮器或食器,但却不能转为动词用法。“觞”意为“盛满酒”的酒器,与普通的指代饮器/食器的词相比,其功用角色(用以饮酒)的“可见度”更高,常转为“饮酒”之义。


d. 车驾类名词。“辐、辕、辕、轴、轸、轼”等是“车”必要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功用。而“辅”并非车中必有之物,只是附加在车上用以辅助行驶的器具,有独立功能,常转为“辅助”之义。“轫”是用以阻止车轮滚动的木头,“辂”是车辕上用以引车的横木,均有独立功能,亦可动用(参见《王力古汉语字典》1390、1397页)。


e. 兵器类名词.“刃”是刀锋,与其他兵器名词相比,其功用特征更为突出,有动用例。“兵”偶尔也可动用。其他词都不动用。


建筑类名词同理。例如:1.1.2节乙式讲到的“建筑物·场所”类词,它们都从“场所”承继功用角色(即在该场所从事的活动)。“馆、舍、市、社”等词是“专门用来从事某项特定活动”的场所,功用角色十分明确、具体(可看作区别特征),动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诸如“榭、楼、亭、房、坞、坊”等词,虽也可表场所,但并没有与某项特定活动相联系,大多不能动用。


2.2    其他因素


除了名词本身的物性结构,还有其他因素会对“动用的可能性”造成影响。词语之间的组合与聚合关系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先来看线性的组合关系。胡敕瑞(2010)就曾讨论到“由组合关系引发的词义变化”,即“词义沾染”。名词动用现象也涉及词义变化,因而也会受到组合关系的影响。例如:“防、堤、塘”三词都表示“堤防”,其功用角色都是“阻水、止水”,凸显度也没有什么差别,但只有“防”转用为“阻塞(水)”义,其他两词都未见动用例。我们推测,这是由于“防”常用于“以防止水”这类结构(如:《周礼•地官•稻人》“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在组合方向上易受到“止”的动词义的沾染,故其动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其他两词不常出现在这样的组合关系中,动用的可能性比“防”要小。又如“麾、旗、旂、旃”等旗帜类名词,大多有“用以指挥”的功用,而只有“麾”可用作“指挥”义。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提到的“功用角色凸显度不同”,大概也与“麾”所处的组合关系有关。“麾”常用在“以麾指……”一类的结构中(如《墨子·号令》“城上以麾指之……以战备从麾所指。”),易受到“指”的词义沾染,故动用可能性更大。


再看隐性的聚合关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用/施成角色(或惯用属性)的一组名词可构成一个聚合群。也就是说,处于这样的聚合群中的一组名词的T/A角色(或CA)所指代的是相同或相近的动作行为(我们用M表示)。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如果其中某个词已经且经常用作动作义M,就没有必要再对其他名词进行转用了,以免造成词汇冗余。例如,“衣、食”转用的频率太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为其下位词的各种衣食名词的动用。


另外,如果词库中已经有特定的动词来表示动作义M,常常会产生“阻断效应”,原生名词转用为动词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小。即使要转用,也往往要利用该名词的其他特征,使得转化后的动作义与已有动词相区别。例如,兵器类名词在先秦汉语中很少动用,这与动词“杀”的广泛使用不无关系。又如,“目”用于“视”的功用虽显著,但由于词库中已有“视、望”等动词,无需再对“目”进行转用,即使要用,也多转为特殊的意义——“以目示意”。


名词自身的使用频率也会对转用造成影响。有些词在先秦汉语中作为名词的使用频率本就很低,这意味着对于语言使用者来说,它们的物性角色的辨识度低,因而对其进行转用的可能性较小。如刑具类名词“枷、柙”,理论上看功用角色比较突出,但使用频率较低,所以动用次数也近于零。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文化与文体风格因素。如:“菹、醢”等词动作义的产生主要源于当时的残酷刑罚;“门”的各种动词用法只出现在春秋三传中。


3.   “名词动用”的实现机制


上一章探讨了决定名词动用的“可能性”的若干因素。而具有“动用可能”的名词,最终还是要进入句法层面与其他成分进行组合,在语义生成机制的作用下,才能使潜在的“动作义”得以实现。生成词库理论(GLT)在语义类型体系[xxii]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基于论元选择的语义生成机制。包括纯粹类型选择(pure selection)、类型调节(type accommodation)和类型强迫(type coercion),其中类型强迫又可分为类型利用(exploitation)和类型引入(introduction)。我们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来探讨名词动用的实现机制。

最上层的词汇概念可分为实体(entity)、事件(event)、性质(quality)三个域。原生名词本属实体域,但当它出现在某些句法位置上时,与之组合的成分所要求的却是一个事件类型,这时就出现了“类型不匹配”。


在此情况下,若想使该语句仍然成立,就必须启动类型强迫机制。具体来说,本文讨论到的具有潜在动用可能的物质名词本属实体类型,但其物性结构中都包含功用或施成角色(或与动作/事件相关的惯用属性)。当与之组合的成分所要求的类型为事件类型时,就会强迫该名词发生类型转换,引入一个事件类型,这种强迫正是通过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或惯用属性实现的。此过程属于“类型引入”,具体可分为两个步骤——事件引入(event introduction)和物性利用(qualia exploitation)。下面按照第一章的分类,每类各举一例说明:


直接功用类:


  • 奚冠?——冠素。


当“冠”与名词性成分“素”组合成句时,后者要求前者是事件类型。而“冠”作为实体类型不能满足要求,只有在“素”的强迫下发生类型转换,引入一个事件类型,然后利用自身的功用角色“戴”使这一“事件”具体化,最终由“帽子”义成功转为“戴(帽)”义,完成了“类型引入”。


由于篇幅限制,以下诸例不再进行详细图解,仅以简图示意。


间接功用类甲式:


  • 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


间接功用类乙式:前面两类都是人造类名词,而本类词属于合成类(Const·Loc)。但由于合成类也有功用角色,发生类型强迫时同样可以被利用,故转化方式与人造类名词并无本质差别。


  • 卫人出,庐于曹。


注:[Loc:TI=寄居],表示“庐”的TI角色“寄居”是由“Location”承继而来。


施成型建筑类:


  •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施成型食物类:



  • 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


惯用属性型自然类:本类词属自然类,不具有功用或施成角色,但具有某个比较凸显的惯用属性(CA),故可通过它进行类型转换,其原理与人造类(合成类)名词相同。


  •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惯用属性型人造类:本类词虽属人造类,但功用或施成角色均不凸显,却可通过某个惯用属性进行类型转换,原理同上。


  • 句卑布裳,刭而裹之。


以上通过图示简要说明了“名词动用”的实现过程。其中需要具体讨论的是:在“物性利用”阶段,该名词物性结构中哪个物性角色(或惯用属性)更倾向于被利用呢?这也可说是“名-动”转用的方向问题。总体倾向为:物性结构中哪一个物性角色(或惯用属性)的地位最突出,名词利用该角色进行转用的可能性就最大。


例如:建筑类名词一般都具有间接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理论上每个词都有两种可能的转化方向。那么,为什么一部分词选择利用间接功用角色进行转化(1.1.2节乙式),而另一部分却选择了施成角色(1.2.1节)呢?其原因在于,“馆、宅、市”这类词是由“建筑物”和“场所”组成的合成类,其功用角色主要是从“场所”承继而来的,指代人们在该场地从事的某项特定活动,区别性和可见度都比较高,而其施成角色(“筑造过程”)的可见度不高,故前者在名词物性结构中的凸显度高于后者。而“城、沟、堞”这类词仅指代建筑物,且多为某种公共设施或防御工事,“筑造过程”作为施成角色在其物性结构中最为显著,可充当区别特征,而其功用角色一般不够明确或不易互相区别。


不过,以上所说只是主流规律,并非严格规则。主要通过功用角色进行转化的词,偶尔也有通过施成角色转化的情况。如:廩:谷仓>建造谷仓。《国语·周语上》“廩于籍东南,钟而藏之。”庐:寄居之所>建造庐舍。《韩非子·说林下》“吾方庐陈南门之外。”庙:祭祖之所>建庙/立庙。《公羊传·庄十三》“有子则庙,庙则书葬。”(何休于“有子则庙”下注:则立庙也。)甚至有的词两个转用方向都比较常见。如前面提到的“防”,既可转用为“以堤防阻塞”(TI),又可转用为“筑堤”(A)。


又如:衣食名词均具有直接功用角色(吃穿之类)和施成角色。对衣饰名词来说,功用角色比较凸显,且能有效地区分同语义类的若干个词,施成角色(衣饰的制作过程)却不具有较高的可分辨性,因而它们都是通过功用角色进行转用的。(见1.1.1节)而对于食物名词来说,两种角色都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两个转化方向都有用例。(见1.1.1、1.2.2节)


组合与聚合关系同样会影响到“物性利用”。组合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语境的选择限制”。例如:“辇”是“人挽以行之车”,“运载”与“驾驶”都可看作其功用角色,也就有两种可能的转化方向:辇>以辇运载,辇>驾驶辇车。哪个方向最终得以实现取决于具体语境的选择限制。如:《谷梁传·成五》“遇辇者,辇者不辟。”“者”字结构往往用来转指动作行为的施事者,两个功用角色中“驾驶”与施事的联系更密切,故在此句中“驾驶辇车”是被语境所选择的转化方向。而“以乘车辇其母”一句,出现了指人名词作宾语,故“以辇车运载……”是被选择的转化方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形下语境的作用甚至可以突破语义基础的限制,超越“最可能模式”,促使某些“非期待模式”得以实现。[xxiii]例如:“刃”常见的转化方向是通过其功用角色转为“用刀剑杀”之义。但文献中有一例特殊用法——《墨子·备蛾传》“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两端。”此处“刃”是“装上刀口”之义,无法从其名词的物性结构中推断出来,只能通过语境进行推理。


又如,“床”作“放置床”之义,“穴”作“穴居”义、“庙”作“立庙”义,“廩”作“建谷仓”之义,都不同于它们最常规的转化方向,这些较特殊的转用也是在语境的作用下实现的。聚合关系对“物性利用”的影响则涉及到阻断效应和经济原则。即名词在选择其转用方向时,倾向于避开已有专门表达方式的动作义,而去靠近没有专门表达方式的动作义,这样既避免了冗余,又使得语言表达更加细致丰富。如上文举到的“目”,受到“视、望”等专用动词的排挤,一般不转为“看”义,多转为“以目示意”之义。


若将上一章与本章的后半部分合而观之,就会发现——决定或影响“名词动用”可能性的因素与决定其转化方向的因素是基本一致的。由此可见,“名词动用”作为一种语法现象有其内在规律,主要表现为:a. 此现象是有限制的,即有些名词不可能动用;b. 此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可预测的。这种预测主要涉及对动用可能性大小和最有可能的转化方向的判断。而针对具体的某个词来说,它是否一定会动用、什么时候动用、转化方向是什么,是无法绝对预测的。


4.   余论:“名词动用”的主要动因


作为“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名词物性结构中的功用角色、施成角色或惯用属性基本决定了该名词动用的可能性与方向。组合与聚合关系、使用频率、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会对“动用”造成影响。句法层面的类型强迫机制则为“动用”的最终实现提供了条件。


文章最后,我们尝试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名词动用”的问题。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汉语早期编码体系的特点。


徐通锵(1997:334-335)曾提到,从汉语早期的单字编码体系来看,其内部存在着“结构的不平衡性”。具体来说,“汉语的编码体系呈现出重名物的特点,因为名物大多是具体的、离散而有形的,可以成为临摹取象的凭据,把现实现象转化为义类和义象,形成直觉的概念。行为动作类的码是表无形的时间的,需要藉助名物的运动变化才能表现它的意义。”对先秦汉语而言,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


当某一行为动作类的“码”藉助于名物“比类取象”来表现特定的动作内容时,一般有两种表现方式:


其一,直接造一个专用动词(只是该动词的概念结构中包含了特定名物)。“被藉助的名物”常常在动词的字形偏旁中体现出来(如“启、琢、逐”等等)。


其二,直接使用某一名物的名称表示与之密切相关的动作义。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动用”。例如:《战国策·秦策四》“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当言语社团希望表达“屏蔽于前”这样一个相对抽象的动作时,为了使其含义更形象具体,就把具有类似特征的“襟”(衣襟)当作了临摹对象,并选择了“名词动用”的方式。


若进一步将两种方式进行比较,会发现“造专用动词”的方式具有更高的区分度,且对于动作与名物之间语义联系的密切性要求不高。因而此方式能产性更高,表现为:先秦汉语中存在很多融合性动词。胡敕瑞(2005a)就曾指出,上古存在大量的概念融合词语,分为三类: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


我们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都是融合性动词,也可分为三类:融合了对象的动词可称为“对象自足型”[xxiv],如“启、拱、娶”;融合了修饰成分的动词可称为“方式伴随型”,如“渍、见”;融合了结果的动词可称为“结果自足型”,如“破、败”。


那么,既然“造专用动词”能产性这么高,为什么“名词动用”仍大量涌现呢?我们猜想,主要是经济原则和修辞原因在起作用。经济原则要求使用更少的语言单位表达更丰富的语义内容,修辞效果则要求语言表达形象生动、新颖别致。名词动用恰恰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于是就成了为言语社团所青睐的表达方式。例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下)一句,“糜”表示“使之碎烂(如糜状)”之义,既简洁、又生动、且新颖。


总而言之,汉语早期编码体系的“结构不平衡性”和动作行为类概念“具象化表达”的需要是名词动用出现的主要动因。经济原则和修辞效果的要求又凸显了名词动用的独特优势,使得它在先秦汉语的“动作表达”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以上几点仅仅是我们尝试提出的见解,并不能代表“名词动用”出现的所有动因。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日后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作者按:本文初稿是作者于2012年5月完成的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而后几经修改。感谢业师胡敕瑞教授的悉心指导!我的同门墙斯、罗涛和三位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载于《语言学论丛》, 2014(2)

由于字数限制,推出时略去注释。

感谢任荷博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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