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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朱东润先生1939年的学术转型

学衡2019-08-09 14: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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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1939年的学术转型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东润先生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自成气象和格局。

 

 

朱东润先生手稿《读诗四论》

 

 

朱东润先生与夫人邹莲舫、次子朱君遂合影于1930年代,时方任教武汉大学。

 

 

朱东润先生晚年读书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在整理朱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不能不为他当年的致力方向和学术成绩感到惊骇。朱先生在民国学界是一位孤独的探索者。他的读书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从苦读中参悟,在融通中得解,自成气象和格局。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1939年,朱东润先生43岁。年初经过艰难曲折的旅行,到达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虽然院系人事有些小的冲突,相比较全国热血烈火的抗战,乐山大体平静,弦歌不辍。夏间日机轰炸,乐山有学生蒙难。朱先生上半年继续讲授文学批评史,暑假随同事往游峨眉、青城,下半年初拟开六朝文,改而安排讲授他课。

 

平静中有可说的事实。请从两年前说起。

 

艰难入川和《后西征赋》的写作

 

全国抗战的爆发,显然不在朱先生预料之内。1937年初,因为居家狭窄,子女众多,准备在泰兴老家动工造房,春间采购物料,5月动工,至8月还未完成,武汉大学开学已近,只能将事务交待给夫人邹莲舫,赶回武汉。此后战火遍及江东,先生忧国忧家,待到课程一结束,马上取道香港、上海回到泰兴。所幸当时日军在江北仅靖江有驻军,泰兴还未波及。到家有诗:“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恨,敢云吾亦爱吾庐。”是与杜甫《北征》、《羌村》同样的感受。

 

武汉大学停课没有消息,先生在泰兴度过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到11月,上海转来电报,告学校已内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要求在次年1月15日前赶到。先生稍有犹豫,但在夫人“家庭的一切有我呢”鼓励下,决心西行。12月2日到上海,13日乘船往香港,17日抵达。办理经越签证,23日搭广元轮往海防,27日抵达,28日到河内。仅停2日,其间曾参观玉山寺。30日入云南,有《入河口》诗:“钟声渐密柝声多,刁斗森严澈夜过。竹树葱茏迎晓日,稻田高下入红河。当关津吏迎征客,回首故园泣逝波。为谢越南须慎重,顾瞻周道奈君何。”31日到昆明。就在这两天,汪精卫发表艳电,为全国所关注。“为谢”两句,似乎表达了殷忧。

 

1939年1月8日,先生到达重庆,因为车票紧张,停五日。感觉到新都的气氛是权贵张扬,高官得势,党派纷争,好为空谈,感到很失望。其间曾访问老师吴稚晖,旧友王世杰,所谈也没有头绪。报到日期迫近,只能改乘飞机,在13日到校。到校后方知道,校长估计不可能按时到达,恰好成为解聘的理由,不料居然提前到了。

 

离开武汉很匆忙,先生刚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三稿的修订,交到印刷厂里,上半部排出校样,带在身边,下半部留在厂里,从此下落不明。课还得开,只好将上半部和1933年旧本的下半部合在一起,在乐山印出,以便授课。1944年此书公开出版,就是乐山的面貌。这是战争留给学术的印记。

 

文学院长陈通伯要求朱先生下半年开设新课六朝文选读。先生觉得六朝的散文和骈文,自己都曾熟读,而且能规仿写作,惟有最具代表性的大赋,仅读过,没有写作的体会。没有写过大赋,要作讲授,就很难传达大赋的成就。自己艰难西行的经历,不正可以成为大赋的题材吗?于是仿西晋潘岳《西征赋》,历述自泰兴至乐山西行沿途之所见所感,成《后西征赋》五千余言,伤痛时事,纵论得失,感慨苍茫,意境雄浑,为近代以来罕见之闳篇。赋从抗战爆发写起:


“惟民国之肇建,粤二十有六载,夷则奏于清秋,杀机发于宇内。于时封豕长蛇,砺牙磨喙,俯窥幽燕,右击恒代,驰驱沧博,割裂海岱;将欲收河朔为外藩,隳长城与紫塞。”


写出淞沪抗战之壮烈:


“盖南翔十万之众,咸与敌而拼命;然后雕题凿齿之徒,始额首而称庆。江东子弟,化为国殇,邦家殄瘁,人之云亡。”


也写到上海沦陷初期的光怪陆离:


“亦有长袖之贾,驵侩之亚;值国运之中圮,方窥利而相诧;马克驴布之比率,英镑佛郎之声价;彼握算而操筹,恒兀兀以终夜;倾神州之膏脂,博赢余于转嫁;邦国犹有常刑,固应绳其不赦!”


写到经停香港,听闻广州沦陷的情况:


“则有五羊故都,南方重镇;带甲十万,结交豪俊。马其诺之防线,兴登堡之战阵;凭虎门之天险,据白云之雄峻。暨敌人之来攻,曾不闻其血刃;乃无贵而无贱,一朝化为灰烬。”


是对余汉谋大言而疏于战守的批评。对于沿途所经之山川名胜,风土人情,也都有很具体的描述,这里录香港的两节:


“循海而西,实为香港;斯英伦之前卫,乃吾国之旧壤。坚尼地之喧阗,域多利之宏敞;上环下环之殷,东澳西澳之广;据海陆之交通,与星州而争长。”“于是矗立云表,太平之峯;浴日映月,吸露餐风;俯窥沧海,横揽鸿蒙;贯千丈之铁索,亘歔吸而相通;登兹岭而北望,托遥思于归鸿;盈余襟兮掩涕,长太息兮安穷?”


先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重庆所见所闻的感慨,以及从重庆飞机到乐山一段的描模,自传中有所节引,此处从略。现在我们在大学也讲授古代文学,诗词文赋都说得头头是道,能写诗词的不多,偶写古文也很难把握分寸。民国间的教师因为要讲授汉晋大赋而尝试写作大赋,真是可贵的追求。此赋当年刊在《宇宙风》100期,知者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据先生自己校订本收入,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

 

要为中国文学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1932年,朱先生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经过两次增订,相对成熟,出版后公认是此学科三部奠基著作之一。同时,他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有关文学批评和《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稍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和《读诗四论》出版,广受好评。然而他始终不感到满足,他总想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那时正是他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加上他早年从师唐文治,对历代文章有深刻体悟,留学英国,更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学有深切认识。20岁以前,他就用文言翻译过几十万字西文小说(均为中华、商务民国四、五年出版),后来教授英文超过十五年。相比较一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对欧洲文学有很深的了解;相比研治外国文学的教授,他对中国文学造诣独到。在对中国文学作出全面观照后,他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学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应该有大的突破,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朱先生这年在乐山,先住府街安居旅馆,乐山被轰炸后,移住半壁街,再迁竹公溪,与叶圣陶对溪而居。他曾写到当时生活之艰苦:


“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


然而这样的环境和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底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底使命是人性真相底流露”(均见前书《绪言》),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他这一年的选择,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能够找到唯一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256页)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稍后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作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专案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在40年代前中期曾先后发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辞》(《星期评论》1941年3月)、《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星期评论》1941年7月)、《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学林月刊》第8期,1941年6月)等论文十多篇;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朱先生认为是一位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作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具有激励士气的意义。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

 

当年的两部手稿记录开拓的足迹

 

朱先生在自传中说到当年的著作有《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因为“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我在最近十年间,先后在先生家人处借到这两部手稿,后者在2006年整理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前者近期整理中,准备明年复旦大学校庆110周年时,作为《复旦文史名家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写于1941年5月,全书分十二章,仅第二章《传叙文学底名称和流派》和第八章《划时代的自序》的部分内容,40年代曾以另题发表。作为一部特殊形式的文学史著作,朱先生特别说明有关文献取得之不易,是从各种类书、古注中辑录四百多种魏晋别传、杂传为主干,依靠史传、僧传、碑志为基础,加以系统论撰而成。他认为被《四库提要》称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只是“寒伧的祖宗”,《史记》、《汉书》的目的是叙史,而不是写人,被史家称道的互见之法,在人物传记中无法看到其一生的真相。他认为传叙文学产生的时代在东汉,自觉的时代在魏晋。他认为:“汉魏六朝的时代是不定的,动荡的,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这样就出现“许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是传叙记录的好标本,“传叙家所看到的,到处都是真性的流露”。到唐宋以后,情况变了,思想、艺术和为人都“成为定格”,“常常使人感到平凡和委琐”(均见该书自序)。此外,他对中古僧传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法显行传》是一部“人性底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他举法显在天竺看到商人供奉的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认为这位高僧“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他特别赞赏慧皎《高僧传》各传篇幅扩大,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以庐山慧远为例,认为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并加评议:“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罗什屈身僭伪,而慧远树沙门不敬王者之论。从人格方面讲,慧远与鸠摩罗什简直无从比拟,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有关全书内容,我曾撰文《传叙文学:人性真相的叙述》(刊《文汇报》2006年12月5日)介绍,在此从略。

 

近得稿本二册,题端为《传叙文学述论》,扉页题记:“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为先生从事传叙文学研究最初成文的结集。全稿包含十四篇文稿,一、《晏子春秋》;二、《<史记>及史家底传叙》;三、《<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四、《<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五、《法显行传》;六、《高僧传》;七、《续高僧传》;八、缺题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十、《唐代文人传叙》;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状》;十二、《宋代的年谱》;十三、《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十四、《传叙文学与人格》;十五、《传叙文学底真实性》。其中仅五、九、十四、十五凡四篇,增写后在40年代发表,《高僧传》一篇增改后列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十一节《<高僧传>底完成》,其他各篇均未发表。其中缺题一文长达二万多字,从前后文看,似乎为意外的写作,因为读唐初道宣《续高僧传》,体悟此书对隋代政治及人物的叙写,显然没有受到唐初史臣贬抑隋政看法的影响,展示隋代二帝之真实为人及与佛教之关系。近日整理,代拟题《<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先生在1940年因准备开设《史记》课程,研读六月,撰成《史记考索》一书,得文十八篇,以文献考订为主,没有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史记>及史家底传叙》一稿,篇幅也超过二万,重点谈正史范围及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对《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的讨论,笔力健旺,议论风发,是其学术鼎盛时期难得的大文字。《宋代的三篇行状》讨论韩愈非史官不得作传说提出后,对宋以后文人不作传的消极影响,特别表彰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朱熹《张魏公行状》以及黄干《朱子行状》达到的成就。

 

在这部著作里,确实看到最初拓荒的粗糙和不成熟。比如《<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节,是据诸书辑录传叙资料时的最初文献分析,就保存各类别传家谱较多的二书分别加以论列。但二书资料有较多交叉,裴注《三国》虽然早于刘注《世说》,但所引佚书的时代则各有先后。稍晚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时,就不采取这一方式,而是采取东汉至东晋各时期传叙成就分别论列的方式。对《续高僧传》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价值”,并揭示此书对慧皎书的批评和补充,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所撰在世人物生传的体例特殊,并看到该书对禅宗不满、与玄奘对译经认识的分歧,以及所见周齐隋唐佛道二教递盛的事实。虽然都具卓见,但就传叙文学立场说,显然还没能完全展开。

 

但书稿中确有几篇难得的大文章。首先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唐代文人传叙》一篇,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自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子传》自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愈所论文人不作传的偏见,也给以严肃的澄清。对韩柳文“写人情处有极细密处”给以肯定,对韩碑大量谀墓的记述也给以明白的揭发。

 

在上述论列中,朱先生有许多特立独行的卓见,显示读史的锐利眼光。如讲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地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朱先生还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已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隋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说,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但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泪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等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对楚汉争战之最后胜负,朱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写于1940年的这段话,是对刘胜项败的判读,也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

 

1939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日,欧洲战场战火刚起,日军席卷中国东部和东南亚。朱先生虽避居乐山,但始终关注战争情势,论著中也时常见到激昂的抗敌情绪。他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功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这里说的当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讨论的完全是汉代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能说其间没有眼前的殷忧吗?在讨论到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指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但在建炎四年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朱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在这里,朱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朱先生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他说:“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民国学术:课题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韩愈致敬李杜的诗句,我想借用来表达对朱先生当年研究的敬意。作为他的学生,我的看法不免有所偏失,但在整理他的遗著过程中,我希望能够体会他当年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希望理解和体会他的追求和建树,因此不能不为他当年的致力方向和学术成绩感到惊骇。

 

上世纪30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去年见到朱先生当年开设文学批评史而编写的四版讲义,都是大字铅排线装本,即便避地乐山期间仍然如此。每版讲义都有朱先生详密的批补。学校印讲义,教师授课,都显得极其庄重。朱先生1939年的工作重心在授课,所作研究也围绕课程展开。当年没有立项,也没有考核,教授而能有专著,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但朱先生显然不愿止步于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努力开拓学术的新域,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对传叙文学的历史作两千多年上下贯通的考察,这种气魄,“真是使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作文史贯通,特别强调史德与史识,比如写《张居正大传》,要梳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之得失,要揭示张的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要在详密的事件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的政治建树、成功与失败的根源。虽然最后完成的是三十万字的传记,但所作文献阅读当在千万字以上,所作文件考订如写出来也可有几百万字之多。按照英国近世传叙的做法,这些虽然没有写出,但细节却一点也没有简省,这是认真阅读朱先生传记创作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的。朱先生是对己严格而待人宽厚的学者,心气很高,始终追求卓越。2006年我将《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整理出版,送给海峡两岸的学人,都认为足以代表4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他生前始终没有交付出版。这部《传叙文学述论》也是如此。其中《史记》是他用力极深的典籍,如隋代佛教与政治、朱熹出处与文学、全祖望对清初节烈的表彰,则他并无其他论著述及,但凡议论所及,都有特别的见解。即便这些论著当年写出后一直秘藏书箧,在相隔四分之三个世纪后问世,仍然保持新锐而前沿的创见。今人多喜议论民国学术之长短,我认为在朱先生身上,可以见到当时学术可以如此多元,完全遵循个人之兴趣,读书治学是求道阅世,发表与否并不重要,考核、量化更谈不上。

 

朱先生由于师承、学历和人事的原因,在民国学界是一位孤独的探索者。他在晚年写的一段文字说到:“当时国立大学中文系还存在着形形式式的怪论。中文系的教师经常有三派人把持着。一、黄门,这是黄侃门弟子的一派,通称‘黄门侍郎’。二、胡适派,这是胡适门弟子的一派,奉胡适为‘胡圣人’。三、先师派,这是王国维弟子的一派,因王国维已死,因此口必称‘先师静安先生’。此外重庆中央大学有胡小石一派,以抨击非该校出身之教师为主;四川大学有向楚一派,以禁止学生使用钢笔为主。吸毒者有之,挟妓者有之,赌博者有之,至于作唱和诗、作诗钟,则为庸中佼佼者。”(1970年撰《遗远集叙录》)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当然有待核实,但可肯定他与这几派都没有渊源。相对靠近一些的是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专,但他从唐受学为宣统间事,到国专任教则为40年代末。可以认为,他的读书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从苦读中参悟,在融通中得解,自成气象和格局。

 

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虽然他曾在1981年参加国务院首次学位工作会议时,建议设立传记文学的博士点,但他倡导的以英国传记文学为参照的传记写作之后继无人,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仅略有所知,为才识所限,似乎没有能力继承这项工作。写下我的认识,也希望朱先生的工作有更多的人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文汇报》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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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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