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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易学:是天道还是人术?

中华书局19122019-01-12 13:56:13

从天道转为人术之后,易学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质变,至此了然:原本对应天地四时运行规律的历法书,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权的权谋术,致使“天道消隐、人术突显”。“天道消隐、人术突显”的结果,是科学不彰,伪术滋生。


易学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件奇怪的事物。众人皆知,《周易》是华夏民族的元典,无时无刻都显出“群经之首”的地位。一旦阅读文本,却又让人轻易地觉出其内里占卦卜运、“拆白道字”的苍白。人们往往会抱以“理解的同情”,认为所谓“古老的智慧”有其时代局限性,不可厚今薄古,以示风度。有人或会引陈寅恪先生的话为古人辩,“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陈寅恪先生的话,的确是忠厚之论,用于许多地方,都属贴切。但“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相比,是否就真的可以“可笑可怪目之”?带着“文化达尔文主义”的眼光观照,或许认为理所当然。但这种进步观,未必尽合历史真相。


事实上,占卦卜运、“拆白道字”的易学,的确是可以“可笑可怪目之”的。从《周易•系辞》所言的占卜方式来看,得出卦爻的程序即便再如何繁琐复杂且故作高深,其与抓阄、抽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圣经•箴言》说:“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卜筮的结果,自然也是“听天由命”的。然而古老的中国人,是否就真的无知无助到要把这样一本“算命书”置于一切经典之首而膜拜不已呢?


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说法最为切中要害,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卜筮的“忽悠”性质昭然若揭。卦爻辞昭示的天命之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也仅是各有手段不同罢了。若除去表象的卜筮意义,《周易》还剩下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


《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要位置,当然与孔子之推崇分不开。孔子“五十以学易”,后人便也一五一十地学起了《周易》。但后世儒家学者们,多知孔子“学易”之然,鲜知其所以然。孔子明言的“不占而已矣”,也被后人买椟还珠。买椟还珠的结果,是鱼目混珠,于是江湖骗子纷纷乘虚而入,挂圣人之学的羊头,卖迷信之术的狗肉。



周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


孔子所学的《易》是什么?按《礼记•礼运》所言,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据《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郑玄《礼运》注云:“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阴阳之术,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实为“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流传至今的《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是一篇月令历书。夏商周“三易”,其实是夏商周三代之历法。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历法为天文观察之规律总结,演算日月寒暑之交替、变易,揭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的生生不息、古今不易之天道规律。


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要》,有孔子天道易学的具体阐述,极为精辟地道出了易学之要。不必说“所谓得一而君毕者”与老子《道德经》“得一”之说若合符节,由此可以上窥孔氏之于老子学说的承接关系;更不必说“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诗》《书》《礼》《乐》不过百篇,难以致之”等一反孔子自己早年提出且影响后世两千多年之学说的“惊人之论”。仅就论损益二卦原理的几句,陈义精卓,已经可以由此窥见易道的真切消息。所谓“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便是“卦象对应天象”的明证。无论孔子的具体辨析正确与否,其思考的向度确是符合易道的——即“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变,此谓易道”。


不卜不筮,那么传世的《周易》中那些关于卜筮的卦爻辞又从何而来?是否出之于《连山》《归藏》?《夏小正》是“岁时记”,见不着卜筮之辞的影子,而从1993年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片断看,其坤卦卦辞是:“寡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帝弗良而投之渊……”,多为神话传说的记载,与《周易》大相径庭,且无爻辞。古老的文献,经由不同书籍辑录,流传日久,文辞略有出入是正常现象,然绝不至相异若此。《周易》卦名与《归藏》同,卦爻辞与《归藏》异,只能证明《周易》的卦爻辞为偷梁换柱。


无论人怎样“与天地参”,如何幻想“改地换天”,宇宙运行模式所产生的人类生活一时一地的季节轮换与寒暑变迁,是“有情有信”,永劫轮回的。这是真正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文运行的规律不变,人类按照天道规律所制成的这个现象来生活也就有其规律可言。正如《诗经•豳风•七月》所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七月天气转凉,不想受冻,就要准备冬衣,否则“何以卒岁”?一切生活都有个“常”在,这个天道之“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人的相参而改变,但你可以在经验中认识“常”,总结这个“常”的规律,从而安排个更为“合天”的生活。


而人术却是一种不断随机变化着的东西,它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往来之中。人各有其天赋、阅历而铸就其性格,意志更是属于“自由王国”而非“必然王国”。所有对人之遭际的观察预测,都不会是“2+2=4”的必然结果。


这种不确定的生命被拋状态是难以承受的,无有智慧的人开始求神问卜,正如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所嘲笑的:“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明白,求神问卜无济于事,“龟策诚不能知此事”,他们仰赖于观察自然,但在科学尚属萌芽状态的早期阶段,仅仅依靠人类昏暗迟钝的感官,只可能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极为有限的现象,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有限信息进行合理加工与延伸推理,需要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则秉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理念,悬置科学,“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伦理学、心理学由此生,而权谋人术,也自此滋生。


当战国中期的道家庄子还在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时,荀子非之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然而荀子的人学,还只是“隆礼重法”的政治哲学,到韩非子手上,“心术”臻于化境,对人心的相背取舍、利害关系,论述得丝丝入扣,以国民性来观照,这些论述看起来无懈可击,因为他完全颖悟人心作恶的阴暗心理,从而在叙述中每每有诛心之论。后世的《罗织经》《厚黑学》,不过《韩非子》派生的低级权谋术罢了。而这一切人术的源头,来自周文王对《易》的“创造性误读”。


按照康德的说法,形而上学有两种: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若用中国名相,或可分为“天道”与“人术”。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年代,思想者对天道的抽象,于其力所不及的部分,只能假定。因为思想者假定的结论作于观察之前(不可能观察到宇宙全体而对宇宙全体做出抽象总结,只能“窥一斑而推全豹”),故只能暂时“凑数”,未能称为“绝对”真理。故求知的过程,应是“天以启人,人以合天”。然而人的僭越之处在于,不是用人术去合天道,而是希冀用天道来合人术。故有人意欲用自己的思维逻辑(还是人术),去弥合天道人术之分,建立貌似天人合一的“同一场”。


周文王演易,做的就是这样一种用天道来合人术的工作。《周易》之卦名与《归藏》一致,但卦序全不相同。作为历法的卦序,是卦象对应天象,这卦序是不可移易的对天道规律的模拟,正如在模拟星空的天球仪上,绝不能以任何人为理由改变星的本来位置。天文“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藤野先生语)。如果可以像洗扑克牌一样打乱顺序,那就与天道全不相干,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用易卜筮,与扑克牌算命等价,都是把人生无常的吉凶祸福,比附于天文历法的“天道”规律中,以期望获得对命运的启示和预测。但这只能是比附,而非科学真理与人文公理。无论解释如何看上去严丝合缝,也只是一种“阐释学”。然而吊诡的是,人们在这样的一种创造性阐释中,的确可以感受到实现“自由意志”的过程。因为自由意志的初级阶段,就是“任性”。


相传周文王被囚羑里,重新推演卦序,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周易》上下经卦序系统。《序卦》一篇,对该卦序系统作了“精神现象学”式的阐释。研究《周易》的学者多认为,从“乾坤”至“坎离”的上经,对应于天道(历法);从“咸恒”至“既济未济”的下经,对应于人术(政治)。有意思的是,文王卦序中象征天道的上经,推演终结于“陷必有所丽”,是丽刑、依附之象,恰恰对应了周文王其时其地的真实处境;而象征人术的下经,推演终结于“物不可穷也”,是功成事遂、不可终穷之象,恰对应了周文王内心盘算的抱负与计划。抛弃天道,转用人术,成为了文王身在牢狱之中而意欲实现其“自由意志”的最后总结。


以另一个角度观照,也许可以说,人的“自由意志”亦由此诞生。但自由意志,一如西方大哲康德、歌德、黑格尔等人所昭示的,是兼有善恶。西方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导致了“原罪”。那么中国文化的“原罪”,恐怕要自文王演易始;而“自由意志”,亦自文王演易始。“自由意志”诞生后的历史,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武王伐纣“血之流杵”,即老子所批判的“代司杀者杀”,成了政治斗争的常态。


从天道转为人术之后,易学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质变,至此了然:原本对应天地四时运行规律的历法书,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权的权谋术,致使“天道消隐、人术突显”。“天道消隐、人术突显”的结果,是科学不彰,伪术滋生。从西方哲学史看,精神哲学取代自然哲学成为主流后,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修辞学与辩论术流行,而精神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错误的“地心说”,取代了自然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正确的“日心说”,影响后世近两千年,直到近代科学家哥白尼重新提出,西方才真正走出思想的“中世纪”。


人术并非没有其价值与作用,但这作用也限制于人事中,老子《道德经》亦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没有科学的宇宙观作为认识前提,人心在权衡人事中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一旦僭越其畛域,在科学的田地上跑马,那无论什么恢诡谲怪的胡说都仿佛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是这“理”绝非科学真理,或者人文公理,而是谁的人术权谋更为精擅,谁就显得更为“有理”。长短其说者,便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一切相机行事。普通人等待“契机”,聪明人创造“契机”,这“契机”是人事,因为季节的春夏秋冬、月亮的阴晴圆缺等等天道规律,绝不因人所谓行使自由意志而改变。



山西陶寺古观象台


不过,人术中还有一类生活的方式,也属于“顺道”,而通常被归为迷信的,尚需辨析:如传统文化承续至今的一些民俗活动。这与卜卦算命等并不相同。民俗活动,看上去是“封建迷信”的,却有个自然的道理在。这些仪式、风俗,“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英国古典学学者哈里森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一书中论述了周期性的季节现象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及先民举行宗教节日间的关系,一切周期性的风俗仪式,都与当地的季节轮换和气候环境有关。而附着于节日仪式上的“迷信传说”,则有着“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的作用,排泄人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神话与戏剧,也正是从酒神节仪式演变而来,后世文学艺术由此渊源而出。这里的迷信,恰恰是敬畏天道、顺应天道规律、又“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与长短其说的心术,判然有别。


天道的易学和人术的易学,虽然都寄于同一部书流传,但其适用的范围、阐释的方式迥异,若“辩证”地将其视为一体,只能是“合则两伤”:“天道”成为信口雌黄的对象而不再具有科学的必然性、精确性;“人术”不再拥有彻底的自由精神而受制于封闭的卦爻结构,戴着镣铐舞蹈。西人喜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借用于此处也颇为相宜:让天道的归天道,人术的归人术。自由意志虽是以恶开始,但它却可以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将其限制在《周易》之中,等于是还原周文王当年的处境,让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先行投入大牢,然后看你是否能完成精神的越狱游戏。这或许是周文王当年囚于羑里的真实处境,但绝非每个人精神发展的必要阶段,因为每个人所要面对的人生遭际与当年的周文王都不相同,文王一己的精神历程并不具有精神发展范式的普适性,更因为——人的精神“是生而自由的”,它并不需要一个思维定式来一步步安排自己成为统一思想的奴隶。


两种易学因向度不同,而形成了仿佛在“自否定”的吊诡。在寻找必然性、规律性的天道易学,因为天道的“遍在永在”和“人难尽知”,反而具备了因经验的累积而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可能。仿佛在引发人的自由意志“与天斗与地斗”的人术易学,因为胜者的权力和范式的固化,就成了君临天下的思想体系,从而禁锢人的自由意志。套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文王《周易》的体系,仅在它的创立者文王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易道广大”,并非形容易道是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因其总结天地四时日月生生不息的运行之规律而作用广大,其背后有个科学而阔大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在。


(本文原载于2016年4月15日《文汇学人》,作者为中华书局编辑)


(统筹:启正;编辑:松露)